1956年7月1日中午，武汉江滩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江面上插着彩旗，“万里长江，横渡”的标语分外醒目。就在那年夏天，62岁的毛泽东在滚滚江水里畅游近两小时，岸上群众高呼口号，警卫员都被他的体力吓了一跳。这一幕后来成了媒体竞相报道的经典镜头，也奠定了外界对他水性过人的印象。可谁也想不到，18年后，他会对同样的水说出一声诀别。
毛泽东和水的缘分，要追溯到少年时代。湘潭北去十里有条龙王港，当地孩子识字不多，却人人都会“扑水”。那时的“毛伢子”经常趁大人不备钻进水里，一口气潜到对岸，再从芦苇荡里冒出头来吓唬伙伴。久而久之，水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就像空气一样自然。成名之后，登高、游泳依旧是他难以割舍的习惯，甚至出访苏联，也要在伏尔加河里试试身手。
登庐山、上井冈，他总爱琢磨问题；可一旦见了水，思考反倒放空。他跟身边人解释：“水里最清净，天人合一，脑子能歇一会儿。”自195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在长沙、北戴河、武汉三地找时机下水。仅武汉长江大桥开通前后那十年，他先后十八次在江心穿梭，最远一次游了近六公里，岸上人心惊胆战，他却称“不过是活动筋骨”。
进入七十年代，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77岁的他从庐山回到北京，一场急性肺炎让医生紧张得不得了。咳嗽、低热、心率失调接踵而至，运动量被严格限制。起初，他还悄悄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泡一会儿，可只要被医务人员发现，便被拦下。到1972年，腿部浮肿加剧，视力退化，深夜办公也愈发艰难。
然而，1974年春，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回光”。长沙的气候温润，他的精神陡然好转，食欲也回来了。11月19日，他抵达湖南省游泳馆，随行的医护和警卫早已打好招呼：水温控制在二十四摄氏度，池壁铺防滑垫，氧气瓶与担架随时待命。可主席换上泳裤，只留一句“水里见”，扶着池边就缓缓滑入水中。
第一圈，他几乎是在警卫搀扶下完成，动作显得笨拙；可两三圈过后，竟慢慢找到节奏，仰泳漂浮，呼吸平稳，面色转红。周围人低声商量：“要不要劝他上岸？”有人答：“再观一观。”结果，这位81岁的老人硬是游了近一个小时。短暂休息后，他又要求下水，“再动动胳膊”。旁人不敢拂逆，只得答应。就这样，他连续五次赴馆，每次都坚持四五十分钟，似乎在与命运赛跑。
12月5日黄昏，长沙天空飘着细雨。那天的水温低了两度，医护提醒“还是算了吧”。毛泽东沉吟几秒，依旧坚持。下水后，他没有往常的舒展，更多时间停在池中央缓慢漂浮。约三十分后，他主动靠岸。扶梯时手臂明显颤抖，脚步也有点虚。众人搀着他披上浴巾，池边灯光把水珠映得透亮。他环顾空荡的泳道，忽然轻声说：“我跟水打交道几十年了，看来以后要告别了。”一句话，说完便沉默良久。
这句话后来在工作人员之间悄悄流传。有人问警卫员周福明：“主席当时是何表情？”周只是摆手：“像看远处的雾，什么也没说。”不久，毛泽东回到梅岭休息室，双手合拢于膝，闭目养神。那一夜，他没有再翻书，也没有谈论国际形势。随后一周，医生测得他体温反复，血氧下降，肺气肿加剧，自此再未下水。
1975年2月，他结束长沙休养，经杭州短暂停留四天返回北京。途中，列车缓行过钱塘江大桥，他半倚车窗，望着江面许久无语。秘书轻声提议合影，他摆摆手，只说了句“江还是那条江，人却老了”。虽未留影，但那扇车窗外的水波被许多人记在了脑海。
长期关注的人都会留意到，他晚年仍坚持阅读，尤其对《史记》和《资治通鉴》情有独钟。夜深人静，他让工作人员把书立在床边，灯光柔和，双手捧卷，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乡间油灯下的情境。只是再没人见过他提起“下水”二字，连中南海游泳池也鲜少开启。
回看毛泽东六十余年的游泳史，从湘江急流到北戴河碧浪，再到恒河与密西西比河的雄心，他把“与水为友”当成检验身体和意志的一条准绳。长沙那句“今后是与水无缘”，不是一时的感慨，更像他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清醒判断。此后一年多，他的行程渐次减少，直至1976年9月逝世。
身体衰败固然残酷，但那段“最后的畅游”仍折射出他骨子里的倔强。81岁，肺气肿、心脏病缠身，依旧选择在泳道里搏击。试想一下，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锻炼，这份底气很难维持到耄耋之年。而那句短短的“以后无缘”，更显得分量沉重：这是一个与水相伴大半辈子的人，最终不得不向热爱的运动举手告别。
毛泽东的游泳故事到此画上句号，但他留在江河湖海里的身影，却早已融进了20世纪中华民族奋进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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