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苏（含上海）为核心的地区，在清末独揽了全国近两成的财政收入。这张1908年的财政“老照片”，清晰地定格了帝国晚期的经济地理格局：财富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广袤的西部和内陆省份则财力贫弱。江苏、广东、河北（含京津）、湖北、辽宁、四川六省，以不到全国半数的省份，贡献了超过六成的国库收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那时已露端倪。
江苏（含上海）这个“第一”可谓一骑绝尘。四千五百八十九万两的收入，几乎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一，这背后是江南地区千年积累的农业富庶、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以上海为龙头的近代工商业的早期勃兴。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内外贸易的枢纽，关税和商税成为重要财源。可以说，这里是大清帝国名副其实的“钱袋子”，其经济地位即使在今天也依稀可见其影子。
广东和河北（含京津）分别以二千三百多万两和二千一百多万两位居二、三位。广东凭借其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的长期垄断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基础，积累了雄厚财力。河北则因环绕京畿，政治地位特殊，且天津作为北方重要通商口岸，也贡献了可观的商业税收。湖北以一千六百多万两位列第四，主要得益于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兴办近代工业（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使其成为内陆工业化的先行区，财源因而拓展。
榜单中段的四川、辽宁、浙江、山东等省，财政收入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两区间。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农业税基庞大；辽宁（奉天）作为“龙兴之地”和后来日俄争夺的焦点，有一定开发；浙江和山东则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大省。这些省份构成了帝国财政的中坚力量。而榜单后段的江西、河南、福建、湖南、安徽、云南等省，收入在六百万至八百万两之间，虽不及前排，但仍有一定的经济规模。
榜单最末的广西、吉林、山西、陕西、新疆、甘肃、黑龙江、贵州等省份，财政收入均不足五百万两，贵州更是仅有区区一百五十三万两。这些省份或地处偏远、开发不足，或人口稀少、经济结构单一（如山西虽富煤，但当时未大规模开发），在帝国财政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巨大的东西部差距，是地理环境、历史开发进程和近代化机遇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回望这张一百多年前的财政榜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白银的流动，更是一部凝缩的区域经济史。它预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区域不平衡的长期性。那些当时财力雄厚的地区，大多在后续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占据了先机。历史或许不会简单重复，但地理与经济的逻辑常常跨越时间。这张旧榜单提醒我们，今日中国区域发展的许多命题，其根源或许早已在历史的深处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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