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里知名度最高的张国焘不用多讲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李大钊高徒，一大代表，教员至暗时刻的第一竞争对手。
介绍下剩下的两位，凯丰和孔原。
在1931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教员为政治局常委，组建新三人团主管军事。在一倒的呼声中，只有凯丰站了出来为自己的伯乐博古辩护，并指着鼻子对教员发出了经典的一问：“你懂什么？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这话似乎对教员伤害挺大的，以致后来在凯丰逝世多年后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教员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同年3月，教员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
当会议结束后，凯丰还不服气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平心而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教员并没展现出令人服众的军事能力，凯丰的质疑并非是无的放矢，民主集中制，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结果遵义会议结束仅仅两天之后，教员就给他秀了一波四渡赤水。
两个月之后，云南威信召开的中央领导干部会上，凯丰宣布“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并且明确表态：“只有教员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教员，我就反对谁！”从此坚定地成为了教员的死忠粉。
后来遇到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凯丰也没有给这个学长留丝毫面子，写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洒洒洋洋三万多字的檄文，是公开批评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第一人。不过后来因为批得太过，牵涉过广又教员批评教育了就是。
凯丰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在1937年2月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全面负责党的宣传、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37年秋，凯丰为抗大写下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被教员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阅兵式上，唱的第一支歌就是这首歌）。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凯丰和教员联名发起，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召开了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是教员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
再来说说孔原。
孔原和凯丰一样，都是1906年生人。
凯丰和孔原其实都是化名，凯丰本名何克全，孔原本名陈开元，这两个化名都属于“不着调”后的产物，凯丰原本化名开封，孔原一开始化名坤元，后来被南方的同志们用方言叫着叫着就跑偏了。
孔原入学比凯丰晚几年，1925年，孔原入学第二年，凯丰就毕业考去了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但孔原入党比较早，在中学时就是党员（当时入学念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掩护干革命，因为没有小学文凭，连入学证明都是假的），彼时凯丰在武昌高等师范才加入共青团员。
（其实差不多同时间段参加革命的校友里还有张国焘之弟张国庶和林瑞笙、刘齐峰，但均牺牲得较早，以致名声不显，建国后张国庶因为哥哥的牵连没评上烈士，还是同学孔原为他奔走翻案才得以平反）
后来遇上大革命失败，孔原中学没读完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凯丰的大学也没读完，在1927年被组织派去了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随后孔原在1929年也去了苏联中山大学，再次成为校友。
在某些文章里（包括WIKI百科），凯丰和孔原都曾被列为王明在莫斯科搞的那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圈子里的成员，其实并不准确。
二十八个半里的半个特指当时还是共青团员并没入党的徐以新，所以当时同样还是团员的凯丰（直到1930年回国才入党）显然不符合这点。不过凯丰与王明的亲密战友博古关系很铁，这点倒是不可否认。
而孔原与王明的脾气一向不对付，后来两人在莫斯科一度闹得很不愉快。
顺便提一嘴，当时林瑞笙、刘齐峰、张国庶这三位校友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感觉完全可以组织个小型同乡会嘛。
1930年秋，中山大学停办后，凯丰和孔原响应号召回国支援革命。
凯丰在同年12月由博古介绍转为党员，此后主要从事政宣工作。在博古主持的共青团中央下担任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孔原则主要从事组织工作，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并短暂负责过中央组织局。在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组织乱成一团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迅速把组织网络恢复了起来。
当时两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也重叠于上海。
1933年1月13日，“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瑞金苏区。主要领导人也相继前往江西。
凯丰跟着博古回了江西继续搞宣传工作当笔杆子，孔原则在1933年3月被派赴华北，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统一领导北方革命工作。
当时这个北方代表的职权非常之广，从陕北到山东，甚至察哈尔、东北的事务归他管，从此孔原也有了个外号叫孔老板。但年仅27岁的孔原经验不足，给前线发出的指示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在写给中央的信中也承认：“我是深深的觉得我的无能与薄弱，实在不足以担任独当一面的责任。”（1935年陕北那口大锅，确实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背下来的）
1935年，孔原被调离天津的北方局（由少奇接替）派到上海中央局工作，后来作为白区代表赴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直到1938年才回国。
在莫斯科，孔原又遇上了当时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被王明和康生整得很惨，一度被开除党籍，直到回延安后跟找教员谈话后才恢复（根据尚昆同志回忆）。
期间在两人身上还发生某些花边新闻，比如孔原留苏期间，他的女友被博古“拐”跑了[1]；凯丰到延安后，有了新欢，被旧爱持刀刺伤[2]。
孔原回国先是在新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39年4月奉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当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是孔原和潘汉年，专门搞反特反间谍工作，对外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还兼任了中央社会部下属的第二部（情报部）部长，成为了延安时期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之一。
回到延安半年后，孔原和许明结为夫妻。1939年9月，两对新人在教员的窑洞门前举行了简朴的集体婚礼，由于当时胶片缺乏，这两对新人的结婚照，也是四个人一起照的。
后来孔原的两个儿子还成了另一位新郎的牌友
当时场面热闹，孔原被灌得酩酊大醉，丢下新婚的妻子，兀自在洞房里酣然沉睡。而另一位新郎却千杯不醉，后来被发现是搞了一瓶白开水充酒。
而凯丰与新欢结婚时，据说场面十分冷清，没几个人前去祝贺。
重庆南方局成立后，两人先后被调往南方局工作，依旧是一个干组织部长、一个干宣传部长。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两人又被调回到延安参加运动，差别是一个是整人、一个是挨整。
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又同样被调往东北，曾前后脚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为稳住东北根据地出了不少力。
1952年，凯丰回到中央，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凯丰同志
1949年7月，孔原调到北京，筹建海关总署，10月当上首任署长，并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海关法。1953年，他又调到对外贸易部当副部长，并先后分管过与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和东欧诸国的贸易。
中央调查部成立后，李克农是第一任部长。李克农之后，孔原接任中调部部长。从1957年到1966年，在中央调查部工作九年。文革结束后，中共筹建国家安全部，孔原参与筹建。1983年5月起按正大军区职待遇，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没有军衔而获此殊荣的，仅七人），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
作者：永乐通宝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凯丰的三次婚姻
一
陈辛仁（1915——2005），广东普宁县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笔名辛人。
1938年夏在新四军任职，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9月被委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59年回国后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陈辛仁身后，曾出版43万字的《陈辛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历程外，内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剧。
1935年，陈辛仁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一年后生一女婴。此时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
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宝鸡担任地下党的工作。组织上曾承诺，等房纪的工作一脱手，可立即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分别几个月后，陈辛仁曾接到薛暮桥夫妇从大后方带来的一封陌生人写的短信，说房纪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边工作了。之后，由于战事倥偬，上面几次说尽快发电报将房纪调到军部来工作，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时间，都没有兑现。其间，陈辛仁还收到过房纪的四五封来信，等到皖南事变后，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二
书中回忆，就在陈辛仁为妻子焦虑不安的时刻，让他更为丧魂失魄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谈话中突然明确地劝他“另外结婚”，并支支吾吾地说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
陈辛仁当时觉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组织不是已经承诺要调房纪来军部工作了吗，为什么还提什么 “另外结婚”？
直到这时，饶漱石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里，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猛烈地击中了陈辛仁毫无准备的思想。但他还不清楚，抢走房纪的究竟是什么人。
就在这次和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一封通信地址为“陕西新华书店转何凯丰交王茜”的信，信后面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内容是简单的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
这时，陈辛仁才清楚地判断，这个改名换姓叫王茜的房纪，找到的是比她大12岁的何凯丰。
不久，陈辛仁又得知，凯丰还无情地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而且还是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
再来看看凯丰此人，读读毛选，可看到有他好几处名字。1906年出生的凯丰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乡市人，是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
在中共历史上，凯丰不止一次反对过毛泽东，长征途中，作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曾讥讽毛泽东是靠着“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上，凯丰还鼓动博古不要交出党中央的“挑子”。
红军长征结束后，凯丰不但认了错，还更加紧跟党内公认的领袖毛泽东。但在七大期间，由于代表反对，凯丰落选，没能进入七大中委，以后在党内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
建国后，他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三
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曾从艰难险阻中冲杀出英勇的34名女红军干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与凯丰也是经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26对革命夫妻（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时结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1911年4月出生于惠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乡来了共产党，还是童养媳的廖娇参加了学习，开始读书识字，懂得革命道理。
1929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此间她认识了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的何凯丰，1930年二人结为革命伴侣。
1931年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时，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为“似光”。
1933年秋，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廖似光也调往中央苏区。从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为了轻装从简，廖似光忍痛把她新生小女儿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杳无踪迹。
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苏区团委巡视员，同年5月，经胡耀邦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的廖似光也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挺着大肚子行军的廖似光，由于路途过分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怀孕仅7个月便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孩。为不拖累队伍，廖似光把心一横，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为了革命，这是廖似光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和邓颖超一起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武汉代表团，投入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她随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迁往重庆。
1948年8月，廖似光以“劳协”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她随大军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汉三镇解放后，负责筹建武汉市总工会。
1949年9月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赣州会议”上，廖似光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1952年9月广州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78年，她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离休。正如叶剑英对廖似光的高度评价，她是一位“难得的南征北战的工农兵女干部”。
四
作为一个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女人，为了革命，为了丈夫，曾作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与付出，廖似光对于丈夫凯丰移情别恋与薄情寡义，其愤懑与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一个红小鬼，延安时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曾亲眼目睹过廖似光的愤怒与发泄。
他在个人回忆录《一个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闹离婚闹出流血事件”一节中有过如下记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长得高大健壮，杨家岭的“小鬼”，私下里喊她“穆桂英”。而王茜则身矮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
李耀宇书中说，作为中宣部研究员的王茜，是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他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为此，凯丰与廖似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厉害。
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着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里面。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廖似光大喊：“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挥刀刺向王茜。
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着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则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李耀宇回忆，后来凯丰与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时，十分冷清，无人前去祝贺，王茜就这样悄悄搬进了凯丰的窑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离开中宣部到枣园时，25岁的王茜已生下了一个男孩。
五
不过，与建国后位至广东省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后来的人生命运，显得是那么悲惨与不幸。
陈辛仁书中回忆，文革期间，他从外交学院造反派专门设置的“专案组”成员口中得知，凯丰后来又有了新欢，为了再娶新欢而抛弃王茜的时候，他曾散布过“房纪已经死亡”的谎言。但此时的房纪，已被孤零零地抛弃在关外沈阳，早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文革期间，当专案组成员前去向她询问前夫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会去了！”
房纪后来患了癌症，死于1971年4月，终年刚及52岁。房纪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韩三洲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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