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滇缅边境的天空被雨季的雷云撕开一道口子，一架P-40从云层猛扎下来，机头火舌一闪，日军运输机被当空劈成两截。驾驶员王延周把战机拉起，油表已见底，他喘着粗气，心里还在回味那十八发子弹的利落——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单机击落。
这位出生于山东日照的青年，九年前还在私塾里听先生念四书五经。1935年他离家去青岛当学徒，亲眼看见占领军的刺刀和巡逻犬，心里憋下一句狠话：总有一天得把他们赶走。堂哥王延德在29军当连长，把他带进南苑军训团，命运的闸门由此大开。
卢沟桥炮声震痛北平城，军训团队伍边打边退，千余名新兵几乎打光。17岁的王延周趁夜色钻出包围，翻山越岭逃到陕西。饥饿、伤寒、长途跋涉，全熬过去了，他反倒更笃定：活下来就得当兵。1938年，他考进黄埔十六期西安分校；两年后，街头一张“空军招考”海报又把他拉向天空。
1941年美国教官把他塞进教练机，“一脚油门推到底”的感觉让他彻底迷上云端。随后的三年，他八次飞越驼峰航线，击落零式、东条各数架，赢得“空军战斗英雄”奖章，奖金六万。他只留一万，剩下五万捐给贫寒学生，“多念点书，将来好报国”，说话时像在调油门，干脆。
胜利那年春天，王延周奉命飞济南，途中遭大雾迫降河北清河县。机翼刚停，就被解放军哨兵发现。三天接触，他被“八路”的纪律和伙房里那锅黑面疙瘩所震动——原来真有人只为老百姓打仗。1946年底，他决定留下，转入东北牡丹江航校，成了解放区最早的一批飞行教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气澄净。17架战机排成“品”字掠过天安门，掌舵第二分队左僚机的，正是王延周。透过座舱，他看见广场红旗如潮，耳机里传来地面口令：“再次通场！”他把机头轻推，下意识扯了扯座舱镜，心里却默念一句：这一回，飞给自己的国家看。
抗美援朝爆发后，他转到空二师四团。1951年11月的鸭绿江上空，F-86成双成对扑过来，我方编队被撕开缺口。王延周接连两个滚转贴到敌机尾后，炮口对准，对手还没来得及机动就被轰成火团。雪花打在座舱玻璃，他听见自己低声骂了一句：“别想欺负到家门口来。”那仗，他立了二等功。
战争结束不到一年，1954年夏天，他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握手时，周总理笑问：“身体可好？”王延周敬礼：“请首长放心，随时能飞。”回到驻地，他把名字里的“周”改成“洲”，“洲者，四海之陆，心怀敬意亦望自勉”。1976年，噩耗传来，他又改回“周”，理由很简单：怀念。
1961年，他根据组织安排退养回乡。钢枪换锄头，起初连玉米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村里人笑，他也笑，边干边学，两年后已能靠经验判断庄稼缺水还是缺肥。老乡们只知道他叫“老王”，不知道他曾在天安门上空翻滚，也不晓得那双握锄的手握过机炮扳机。
直到1983年秋，县统战部长夏良柏下乡，偶然盯住“老王”的裤子：褪色的粗呢布，侧边却有标准空军折线。夏良柏忍不住问：“老哥，当过兵吧？”旁人打圆场：“种地的，兵哪儿来？”王延周被看得不好意思，只轻轻一句：“当过飞行员。”短短七个字，炸出一段尘封史。夏良柏赶回县里写材料，空军很快批复，王延周起义人员身份恢复，离休手续一次办清。
伤痕旧、风雪新，他还有个心愿——入党。1951年写的入党申请书因战事搁浅。2004年，已过八旬，他把新申请递到镇政府，“年纪大了，还能干点啥？起码守着党员标准做人。”2005年6月，党组织批准他的请求，那天他戴上党徽，比当年戴飞行帽还郑重。
王延周的坎坷与荣光，就像他在高空做出的每一次俯冲：动作干净，目标单纯，回到地面，尘埃落定。若有人路过日照的田埂，看见一条老式空军裤子在晒谷场上晾着，别奇怪，那件旧裤脚里，藏着滚烫的尾焰与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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