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进程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律师以专业为帆、以勇气为桨，在复杂的司法迷局中为无辜者摆渡，为正义发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廖建勋，就是这样一位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公益律师。他手握法律利器，撕开“钓鱼执法”的伪装，对抗“异地趋利性执法”的乱象，用一个个无罪案例，让公平正义为普通人的权益筑牢防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守护法治正义。
钓鱼执法：00后女生的“贩毒”之冤与绝境反转
“我只是想把吃不完的药卖给有需要的人，怎么就成了毒贩？”这是上海22岁女生小周（化名）在一审被判贩卖毒品罪后，心中挥之不去的委屈与迷茫。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00后，因患有抑郁症，家中留存了部分未吃完的精神类药物。看着药物闲置可惜，医院又不予回收，她便在网上发布了转让信息，想卖给有需要的病友，却未曾想，这一举动竟让她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钓鱼执法”陷阱。
（一）一场不合常理的“交易”
小周在网上挂出药品转让信息后，很快就有一名自称“搞音乐、抽过大麻”的买家主动联系。对方毫不避讳地表露自己“有瘾”，急需这类药品。涉世未深且认知能力受精神疾病影响的小周，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异常，只当对方是需要药物助眠的普通人，便答应了交易。
可就在她寄出药品、收到快递取件通知时，等待她的不是买家的收货确认，而是浙江某地公安机关的抓捕。原来，联系她的买家是当地公安安排的特情人员董某——一个多次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更令人费解的是，正常情况下，若有人想购买药品作为毒品替代品，定会行事隐秘、避人耳目，而董某却刻意表露自己的“涉毒”身份，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早已为这场“交易”埋下了诡异的伏笔。
一审时，当地律师建议小周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也给出了缓刑的量刑建议。懵懂的小周在压力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最终被判处贩卖毒品罪，缓刑执行。但“毒贩”的帽子，让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陷入了绝望。这个标签不仅会伴随她一生，还会影响到后代的升学、就业，无奈之下，她通过网络找到了曾办理过类似无罪案例的廖建勋律师。
（二）三个关键疑点，撕开执法伪装
廖建勋律师介入案件后，并未被一审判决束缚，而是从案卷细节中寻找突破口。经过细致梳理，三个关键疑点逐渐浮出水面，直指案件的核心问题——钓鱼执法。
第一个疑点聚焦在特情人员董某的身份上。廖律师团队通过检索发现，董某并非普通线人，而是有多次犯罪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让这样一名有不良记录的人充当特情，介入普通民众的正常药品转让行为，本身就存在程序上的不合理性。
第二个疑点关乎小周的主观故意。根据小周的病历记录，她因患有精神疾病，仅有部分自制力，对事物的判断存在偏差。她是否能认识到自己转让的药品可作为毒品替代品，是否知晓买家是吸毒人员，这是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关键。而从案件事实来看，小周转让药品的初衷只是避免浪费，并未有任何牟利或协助吸毒的意图，根本不具备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
第三个疑点则藏在同步录音录像与笔录的矛盾中。案卷中的笔录显示，小周承认“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廖律师团队调取的同步录音录像却清晰记录了真相：侦查人员询问“是否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时，小周的回答是“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事后小周解释，“后来知道”是因为被抓捕后，侦查人员才告知她买家的真实身份。侦查人员故意篡改笔录、断章取义，无疑是为了拼凑“犯罪证据”，这场执法的合法性瞬间崩塌。
（三）舆论监督+坚决控告，终获无罪正义
廖建勋律师明确指出，贩卖毒品罪的构成必须满足“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或涉毒犯罪分子”这一前提，而小周的案件中，既无主观故意，又存在执法程序违法，根本不构成犯罪。二审中，律师团队将这些关键证据提交法院，引起了二审法院的高度重视，案件被发回重审。
但廖建勋律师深知，发回重审并不意味着无罪，要彻底推翻错误判决，必须对违法执法行为进行坚决追责。一方面，他代表当事人向当地及上级部门提出控告，要求调查公安机关违法使用特情、篡改笔录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当事人强烈要求，他推荐了关注此类案件的澎湃新闻记者，让案件进入公众视野。
澎湃新闻的报道一经发布，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质疑：“吃不完的药转让怎么就成了贩毒？”“司法机关怎能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制造罪犯？”舆论的监督给办案机关带来了巨大压力，公诉机关在二审开庭时不得不承认买家是特情人员。最终，在证据、控告与舆论的多重推动下，办案机关正视了案件中的违法问题，小周的“贩毒”罪名被撤销，这场持续许久的冤屈终于得以昭雪。
（四）案件背后的社会拷问：剩余管制药品该何去何从
小周的案件并非个例。廖建勋律师此前还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广州市民廖小姐的父母因癌症去世后，留下了部分未吃完的止痛药。在病友群发布转让信息后，她被山东某地司法机关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抓捕。对方在沟通中提到“溜冰”，廖小姐误以为是对方溜冰受伤需要止痛药，还善意提醒对方“针灸效果更好”，却没想到这竟是一场钓鱼执法。
这两起案件都指向了同一个社会痛点：管制药品的剩余回收制度缺失。医院只负责售卖药品，却未告知患者剩余药品的正确处理方式，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回收渠道。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将未用完的药品转让给有需要的人，既避免了浪费，又能弥补部分开支，这本是情理之中的选择。但由于缺乏规范的回收途径，这些善意的转让行为，却可能成为钓鱼执法的“靶点”，让普通人一不小心就陷入刑事风险。
廖建勋律师呼吁，司法机关应对此类行为保持审慎与宽容，不能动辄动用刑事手段。对于确实存在不当转让行为的，可给予治安处罚、批评警告等惩戒，而非直接给当事人贴上“罪犯”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管制药品的余药回收制度，明确回收资质、流程与渠道，让剩余药品有合理的去向，从根源上避免类似的冤假错案。
远洋捕捞：单人传销案背后的逐利陷阱与律师坚守
如果说钓鱼执法侵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那么“异地趋利性执法”（俗称“远洋捕捞”）则是民营经济发展路上的“拦路虎”。一些地方办案机关为了追缴财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跨区域抓捕企业及相关人员，将行政违法拔高为刑事犯罪，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廖建勋律师办理的“单人传销案”，就是一场对抗这种畸形执法的典型案例。
（一）诡异开局：50亿营业额背后的“单人被告”
广州一家企业研发了一款具有技术含量的黑科技产品，但因销路不畅，陷入发展困境。为了打开市场，企业聘请了营销专家李某（化名）担任顾问，李某为其设计了一套营销模式。凭借这套模式，企业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了近50亿的营业额，销售产品300多万台，发展会员300多万人，一举摆脱了经营困境。
根据双方约定，企业需按每台产品50元的标准向李某支付提成，三年下来，应付提成约1.5亿元。企业前期支付了1.1亿元，剩余4000多万元因后续营销模式被部分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为“行政违法传销”，担心面临罚款而暂停支付，双方由此产生矛盾。
就在此时，某地级市的公安机关盯上了这起纠纷，认为该营销模式构成“刑事传销”，即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019年9月，该地十几名办案人员前往广州，对企业进行了近10天的全面调查，原本计划将企业高管一网打尽。但最终，只有营销顾问李某被单独抓捕，这一“单人传销案”的诡异开局，让整个案件充满了疑点。
（二）逐利本质：传销案背后的财政冲动
廖建勋律师介入后，很快揭开了“单人被告”的真相。原来，办案机关与企业老板达成了默契：企业老板声称营销模式全由李某设计，责任全在李某，并承诺将未支付的4000多万元支付给办案机关；而办案机关发现李某名下有数千万元现金、豪宅等资产，总价值超1亿元，抓捕李某一人，既能轻松追缴巨额财产，又无需复杂的调查取证，可谓“一本万利”。
这背后，是传销案件与诈骗案件的本质区别：诈骗案件有明确受害人，追缴的违法所得需返还受害人；而传销案件通常不认定受害人，所有参与人员都被视为“参与者”，追缴的财产可全部没收，纳入地方财政。正是这种利益驱动，让一些地方办案机关对传销案件“情有独钟”，动辄追缴违法所得数亿元，将办案变成了“创收”手段。
李某被抓捕后，37天内就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办案机关甚至直接告知家属和前期律师：“不用徒劳辩护，让他认罪认罚，我们可以判轻一点，没收财产就行。”面对这种赤裸裸的逐利执法，家属陷入绝望，在案件即将移送法院时，找到了廖建勋律师，他成为了李某的第六任辩护律师。
（三）惊险辩护：三重策略击碎违法执法
廖建勋律师介入后，首先对案件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刑法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本质是“诈骗型传销”，核心是通过虚假宣传、无真实产品或服务，骗取参与者财物；而涉案企业的营销模式虽属于“团队计酬”式传销，但其有真实的产品销售，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本质是“经营性传销”，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而非刑事犯罪。
但面对一心逐利的办案机关，单纯的法律辩论难以奏效。廖建勋律师制定了“非常规辩护策略”，通过三重手段，逐步击碎违法执法的链条。
第一重策略：坚决投诉控告，击中执法软肋。律师团队针对办案机关异地趋利性执法、程序违法等问题，向上级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提出实名控告。这种坚决的态度，一方面让办案机关的决策者有所收敛，不敢肆意妄为；另一方面，唤起了司法系统内的正义力量，让更多秉持法律底线的司法人员关注到案件的违法性。
第二重策略：釜底抽薪，争取本地司法认定。涉案企业总部在广州，若能让广州司法机关认定该营销模式不构成刑事犯罪，将从根本上动摇广西办案机关的指控基础。廖建勋律师团队在广州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对涉案企业及老板涉嫌传销犯罪的行为进行调查。广州公安高度重视，派人调取了广西法院的全部案卷，经与检察院、法院共同研讨后，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明确认定该模式不构成传销犯罪。这一关键证据，成为了案件反转的核心。
第三重策略：舆论监督，推动案件公开透明。为了让案件在阳光下审理，廖律师团队联合家属，邀请了知名记者关注案件进展。媒体报道引发了广泛反响，让“单人传销案”背后的逐利执法乱象被更多人知晓。舆论的压力，倒逼办案机关不得不依法办案，不敢轻易作出枉法裁判。
（四）完美结局：无罪释放+资产解封，彰显司法正义
在三重策略的推动下，当地法院对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收到广州公安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周后，便对李某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将其释放。但案件的最终了结，还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开庭前，廖建勋律师团队预判到办案机关可能会向上级请示，于是提前将案件材料、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提交给广东省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庭审中，律师团队充分展示了案件的违法性与证据的关联性，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机关的指控。
2022年12月底，在案件开庭一年多后，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次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李某被正式宣告无罪，此前被扣押、冻结的全部资产也被依法解封返还。
这起案件不仅让李某重获自由，还获得了2022年度“十大无罪案例”，并入选广州市律协业务成果奖。它的成功，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异地趋利性执法终将受到法律的约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司法正义保驾护航。
辩护之道：专业、勇敢与智慧的三重修行
从钓鱼执法案到异地趋利性执法案，廖建勋律师之所以能屡创无罪奇迹，源于他坚守的“三重辩护理念”——极度的专业、适度的勇敢、高度的智慧。这三者相辅相成，成为他对抗法治乱象、守护正义的核心武器。
（一）专业是辩护的根基
刑事辩护是一场精准的“证据战”与“法律战”，专业能力是律师的立身之本。在小周的案件中，廖建勋律师团队从特情人员身份、当事人认知能力、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矛盾等细节入手，精准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在李某的案件中，他们深刻区分“诈骗型传销”与“经营性传销”的法律界限，通过法学专家论证、本地司法机关认定等方式，夯实了不构成犯罪的法律基础。
廖建勋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律师不能只懂法律条文，更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能力，从纷繁复杂的案卷中发现关键证据，从看似合法的程序中找出违法破绽。只有将案件的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定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强有力的辩护意见，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二）勇敢是对抗的底气
面对办案机关的违法执法，很多律师会选择“明哲保身”，被动防守。但廖建勋律师坚信，“对于不正常的案件，必须用非常规的辩护方法”。在两起案件中，他都采取了坚决的投诉控告措施，直面执法乱象，不畏惧压力与威胁。
这种勇敢并非鲁莽，而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坚守。廖建勋律师认为，违法执法只是少数现象，绝大多数司法人员是秉持正义的。敢于发声、敢于对抗，不仅能让违法者有所收敛，更能唤起司法系统内的健康力量，形成维护法治的合力。同时，这种勇敢也能给当事人和家属带来信心，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三）智慧是胜诉的关键
刑事辩护不仅是“硬碰硬”的对抗，更需要“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李某的案件中，廖建勋律师没有局限于法庭辩护，而是通过“争取本地司法认定”“舆论监督”“提前向上级检察院报备”等多重手段，构建了全方位的辩护体系，最终实现了案件的反转。
他强调，律师的战场不仅在法庭，更在证据收集、程序监督、舆论引导等各个环节。要学会借力打力，利用合法的途径和资源，让案件回归法治轨道。同时，要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对违法办案人员坚决控告，对坚守底线的司法人员充分信任，形成推动案件公正处理的合力。
社会回响：个案推动法治进步，公益之心守护公平正义
廖建勋律师的辩护实践，不仅让一个个当事人重获自由，更在推动法治进步、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钓鱼执法系列案件中，他的努力让更多人关注到剩余管制药品回收的社会难题，推动相关部门思考建立规范的回收制度；同时，也向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促使其规范特情人员的使用，杜绝通过篡改笔录等违法方式制造冤假错案。如今，越来越多的司法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开始注重审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执法程序的合法性。
在异地趋利性执法案件中，他的成功辩护呼应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国家明确严禁区域性、趋利性执法，廖建勋律师的案例成为了政策落地的生动实践。他的辩护不仅为涉案企业挽回了损失，更让更多民营企业认识到刑事风险防控的重要性，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从源头规避法律风险。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廖建勋律师始终秉持“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他不仅代理重大疑难案件，还积极通过媒体发声、参与公益普法，向社会传递法律知识，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他说：“我们做这类案件，不仅是为了当事人的无罪，更是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监督办案机关规范执法，让法治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让普通人不再因无心之举陷入绝境，让民营企业能在公平的法治环境中安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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