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除夕。当手机屏幕被团圆宴的九宫格和烟花视频点亮，当“新年快乐”的祝福在空气中密集穿梭，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在华北平原的一个褶皱里，有一个村庄的除夕，是静默的，是冷的。没有灶火的红光，没有锅里的热气，只有一支蜡烛，在寒夜里微微颤动。这不是习俗，而是一个村庄用了八十年时间，都未能愈合的伤口结成的厚痂；是他们用体温、用生命，为整个民族刻下的一座活着的纪念碑。
今年腊月三十的夜，似乎比往年更沉一些。晚上十一点刚过，潘家峪最后几盏守岁的灯也陆续熄了，只有村东头潘善瑞老人那间老屋的窗户，还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黑。他又一次在熟悉的黑暗中睁开了眼睛。七十多年了，每到这个时辰，身体里的某个钟摆就会准时把他摇醒，分毫不差。
他没动，只是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夜风穿过屋后老槐树的枯枝，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谁在远处低声呜咽。在这风声的间隙里，隐约能捕捉到一点极其细微的、噼里啪啦的脆响——那是从三十里地外的邻村飘过来的鞭炮声。声音传到这儿，已经散了筋骨，只剩下一点碎碎的影子，却依然能刺破潘家峪上空凝结了十七年的寂静。是的，整整十七年了，这个村庄的除夕夜，没有一声爆竹炸响。
老人缓缓坐起身，骨头缝里传来轻微的嘎吱声。他不用点灯，屋里的每一条板凳、每一个瓦罐的位置，都刻在他的身体记忆里。他摸索着披上那件袖口磨得发亮的深蓝色棉外套，脚探进冰冷的棉鞋，一步一步挪到堂屋的灶台前。
灶台是北方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土灶，用黄泥垒的，曾经被柴火熏得黝黑发亮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片黯淡的灰白。他伸出手，手掌慢慢探进灶膛口。里面空空荡荡，指尖触到的只有粗粝的、冰凉的灶壁，没有一丝灰烬的余温，干净得仿佛从未迎接过火焰的亲吻。不仅今夜，每年的腊月二十七到腊月二十九，这三天，潘善瑞一家，以及村里不少和他一样从那个年代熬过来的老人家里，灶膛都是冷的，炕席都是凉的，锅碗里盛着的，都是直接从缸里舀出来的冷食。
时间倒流回1941年。那年的腊月二十七，潘家峪的空气，是被实实在在的年货香气撑满的。女人们围着灶台转，把藏在柜子最深处、舍不得动用的白面口袋搬出来，面香混着水汽，在屋里蒸腾出幸福的雾。男人们下到地窖，抱出秋天窖藏得最好的大白菜，青帮白叶，水灵灵的。村子中央的石磨旁最是热闹，驴子蒙着眼，绕着磨道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走，乳白色的豆浆沿着石磨的沟槽汩汩流出，汇进下面的木桶里。孩子们吸着鼻子，围着磨盘打转，小手指偷偷蘸一点生豆浆放进嘴里，然后被那豆腥味激得皱起眉头，引来大人们一阵笑骂。腊肉的咸香、蒸豆包的甜香、磨豆腐的豆香，交织在一起，织成一张名为“年”的、温暖厚实的网。谁也闻不到，三十里外丰润县城那间阴冷的日军守备队指挥部里，正在弥漫开来的、铁锈般的血腥味。
这份“礼物”的包装纸，是经过周密计算的残忍。在日军的档案里，潘家峪早已被打上“匪区重度感染”的标签。这里不仅是八路军十二团的“老家”，更是冀东抗日政权隐形的枢纽。更让日军头疼的是，这里的百姓，几乎“全民皆匪”，男女老少都能成为游击队的眼睛和手脚。村子地下，地道如迷宫般四通八达，村民利用熟悉的地形，一次次让前来“扫荡”的日军扑空，甚至损兵折将。潘家峪，成了插在冀东日军咽喉里的一根硬刺，必须连根拔起，碾成粉末。
“彻底肃清，不留后患。”佐佐木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拿起桌上的印章，蘸了印泥，在作战命令书上重重按下。鲜红的印迹，像一滴浓得化不开的血。
命令在深夜化作行动。1941年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的夜幕下，三千多名日军，协同上千名伪军，像一股股带着毒性的暗流，从唐山、丰润、滦县等十二个据点悄无声息地涌出。他们刻意避开大路，沿着崎岖冰冷、人迹罕至的山沟，从四面八方，朝着潘家峪这个中心点，悄然合拢。
而在潘家峪的村口，民兵队长潘国林正靠在那棵百年老槐树上，警惕地望着黑漆漆的田野。这个二十六岁的汉子，是村里最早一批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的青年。他的父亲潘善瑞，是个话比金子还贵的庄稼把式，从未对儿子说过一句支持的话，可每次潘国林深夜带着一身露水和寒气回家，掀开锅盖，总能看见一碗温在热水里的粥。父爱无言，都熬在了那碗渐凉的粥里。
“国林哥，这都年根底下了，你说那帮牲口今年能消停不？”一起放哨的年轻民兵跺着冻麻的脚，哈出一团白气。
潘国林没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越过黑黢黢的田野，投向东方那片尚未苏醒的天际线。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畜生也得过年吧。”他拍了拍怀中那杆擦得锃亮的三八式步枪，枪身在月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可咱手里的家伙，不能‘躺平’。”
第一阵枪声撕裂拂晓的宁静时，不是零星的试探，而是暴雨倾盆前密集的、令人头皮发炸的闷雷——那是重机枪的咆哮。日期是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潘国林像一头被踩了尾巴的豹子，从倚靠的树干边弹射而起。他抬眼向北边的山梁望去，浑身的血液似乎瞬间冻住了——那原本寂静的山脊线上，此刻密密麻麻，站满了穿着土黄色军装的身影。敌人的合围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已经如同铁桶般扣了下来！
“鬼子来了！合围了！快！敲锣！叫乡亲们进地道！快啊——！”他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转身朝着村里狂奔，心脏在胸腔里撞得像要炸开。但是，敌人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一次，日军换了打法。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嚎叫着直接冲进村子砍杀抢掠，而是展现出一种冷酷的“耐心”。他们先用数挺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网，像一道无形的、密不透风的铁栅栏，死死封住了村子通往外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口。然后，大批步兵才开始端着刺刀，从外围缓缓向村中心挤压，步伐整齐，不疾不徐，如同正在收紧绞索的刽子手。
更恶毒的是攻心。几个汉奸翻译官拿着铁皮喇叭，站在村外的高地上，用尽力气把声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潘家峪的乡亲们！不要跑！不要害怕！皇军是来给大家伙儿送年货的！知道大家过年困难，特意来发白面！都到村西头的西大坑集合！按人头，每人五斤白面！现发现领，绝不拖欠！”
“发白面过年”——这五个字，对于那个年代食不果腹、一年到头难得见几次细粮的农民来说，有着近乎魔幻的吸引力。它击中了人性中最朴素的需求。一些历经沧桑却依然愿意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的老人，和一些不谙世事、听到“白面”就咽口水的孩子，开始迟疑了，动摇了。他们相互看看，慢慢地，试探性地，从躲藏的屋里、柴垛后走了出来，向着村西头那个熟悉的西大坑走去。
但更多的青壮年，特别是那些和鬼子真刀真枪干过、见过他们手段的民兵和游击队员，浑身的汗毛都在这一瞬间倒竖起来！陷阱！这是赤裸裸的、带着香甜诱饵的死亡陷阱！他们红着眼睛，拉扯着、催促着家人，拼命往更隐蔽的地道口跑，往山里那些只有本村人才知道的秘密山洞钻。
潘善瑞当时正一手拽着老伴，一手拉着两个孙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刚跌跌撞撞跑到后院，掀开地窖口的盖板，一股带着土腥味的凉气扑面而来。还没等他们下去，院门就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整扇门仿佛要碎裂开来！三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了进来，雪亮的刀尖在晨光中闪着寒光，瞬间就抵到了潘善瑞的胸口，冰凉的穿透力隔着厚厚的棉袄直刺心窝。
“走！西大坑集合！快快的！”日语腔调的汉语，生硬得像石头。
“老总……老总，误会，俺们就是本分庄稼人，你看这……”潘善瑞强压着恐惧，试图解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回应他的，是枪托带着风声的、结结实实的一记重击。坚硬的木头狠狠砸在他的左额角，钝痛瞬间炸开，眼前猛地一黑，温热的液体顺着脸颊蜿蜒流下，糊住了他的左眼。世界变成一片模糊晃动的红色。在彻底失去平衡倒下之前，他用尚能视物的右眼，看到的是老伴像老母鸡护崽一样，死死把两个哭喊的孙子搂进怀里，用自己瘦弱的脊背对着刺刀，被日本兵粗暴推搡着，踉踉跄跄消失在门外弥漫的、乳白色晨雾中的背影。那个背影，成了他此后无数个夜晚惊醒时，眼前定格的最后画面。
上午八点钟左右，潘家峪村西头的西大坑，这个夏天蓄水、冬天结冰的天然洼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的人间囚笼。
坑底厚厚的、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像被驱赶的羊群，挤在一起，粗略看去，足有一千四五百人。坑沿的四周，距离人群头顶不过一丈高的地方，黑洞洞的枪口从三十多挺轻重机枪的枪管里伸出，沉默地、贪婪地俯视着下方这些手无寸铁、瑟瑟发抖的生命。
腊月底的寒风，是带着刀子的。它无孔不入，割着人们的脸，钻透他们单薄的棉衣。孩子们最先受不了，哇哇的哭声此起彼伏，在死寂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尖锐刺耳。母亲们能做的，只有解开自己本就紧巴巴的衣襟，把孩子冰冷的小身体使劲往怀里塞，试图用自己那点可怜的体温去温暖他们。老人们大多蹲在地上，蜷缩着，冻得发紫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洁的冰面上划拉着，划出一道道无意义的、凌乱的线条，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灵魂已经先一步离开了这具受冻的躯壳。
潘善瑞头上的伤口已经不再大量流血，半凝固的血痂糊在脸上，又痒又痛。他踮着脚，忍着眩晕，在拥挤得几乎无法转身的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目光扫过一张张或惊恐、或麻木、或茫然的脸。终于，在坑洼东侧靠近边缘的地方，他看到了那一缕熟悉的花白头发——是他的老伴。她背对着风口，微微佝偻着身子，像一座沉默的小山，把两个孙子严严实实地护在自己胸前和臂弯里。潘善瑞想挤过去，哪怕只是靠近一点也好。但他刚一动，旁边警戒的日本兵就凶狠地瞪过来，雪亮的刺刀尖往前一送，逼得他只能僵在原地。他只能远远地望着，望着老伴那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的、瘦削的背影。
“乡亲们！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好！皇军说话算话，白面就在路上了！”汉奸翻译官的声音，再次从坑沿上那个铁皮喇叭里传出来，试图给这绝望的冰面注入一丝虚假的暖意，“按户登记，人人有份，五斤白面，好好过个年！”
冰面上开始响起嗡嗡的、压抑的议论声。有人将信将疑，眼中甚至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摇曳的火苗：也许……也许真是误会？真是来发粮食的？毕竟快过年了……只有那些从多次“扫荡”中侥幸存活下来、亲眼见过鬼子凶残本性的老人，脸色依旧铁青，嘴唇紧闭。他们不参与议论，只是用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坑沿上那些机枪，数着枪口的数量，默默计算着如果子弹倾泻下来，这里会有多少人瞬间变成肉泥。他们眼中的绝望，像坑底的冰一样，又厚又硬，且正在不断加深。
上午九点半左右，情况毫无预兆地急转直下。
一队日军突然挺着刺刀冲进人群，像挑选牲口一样，粗暴地将青壮年男子从人群中一个个拽出来，不管他们的挣扎和叫喊，用准备好的粗麻绳反绑住双手，再把五六个人拴成一串。潘国林也在其中。他梗着脖子反抗，立刻被两个日本兵死死按倒在冰冷的冰面上，坚硬的枪托带着风声，一下又一下，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背上、腿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
“你们要干啥？！凭啥抓人？！俺们犯了啥王法？！”有村民再也忍不住，发出悲愤的质问。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压过了所有的嘈杂。一位试图扑上去保护儿子的老人，身体猛地一震，僵住了。子弹从他的前胸射入，在后背开出一个巨大的血洞。他浑浊的眼睛瞪得老大，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直挺挺地向前扑倒，温热的鲜血喷溅出来，在洁白的冰面上画出一朵巨大而狰狞的红色花朵，热气在冰冷的空气中瞬间凝成白雾。
死寂。可怕的死寂笼罩了西大坑。
紧接着，恐慌像滴入滚油的水，轰然炸开！人群开始骚动，推搡，有人本能地想向坑外跑。
“哒哒哒哒——哒哒哒——”
坑沿上的机枪立刻开火示警。子弹不是射向人群，而是射在人群周围不足一米远的冰面上。坚硬的冰层被子弹打得粉碎，尖锐的冰碴和碎屑高高溅起，像一阵致命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引起一阵痛苦的惊呼和更加混乱的哭喊。
潘家大院。直到听到这个名字，很多村民才如同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彻骨冰寒，彻底绝望。西大坑，原来只是一个暂时的集中地，一个屠宰前的“待宰栏”。真正的屠宰场，是那座有着一丈多高青砖围墙、两扇厚重榆木大门、平日里全村聚会看戏的潘家地主大院。
潘家大院，占地三亩二分，青砖到顶，灰瓦覆面，是潘家峪乃至附近几个村最气派、最坚固的建筑。此刻，这座象征着村里曾经最体面生活的大院，被敌人精心挑选，改造成了人间地狱。
村民们被刺刀和枪托驱赶着，踉踉跄跄，像潮水一样被赶进大院。随后，所有出口——大门、侧门、后门，被迅速关上，从外面用粗大的木杠顶死。墙头上、正房和厢房的屋顶上、甚至院墙外那几棵高大的槐树树杈上，都爬满了日军，一挺挺机枪架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从各个角度，毫无死角地对准了院子中央。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院子里的情景：到处都堆满了高高的柴草、玉米秸秆、破旧家具，上面泼洒着深色的液体，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煤油气味。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任何人活着走出去。
村民们被强行分开，驱赶到不同的区域：青壮年男性被集中到院子东侧，妇女和儿童被赶到西侧，而老人、伤员（包括像潘善瑞这样头上带伤的），则被圈在了院子中间的空地上。
潘善瑞因为额头的血迹，被归入了中间这群“老弱”之中。他拼命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向西侧那片哭喊声最密集的区域望去。目光在攒动的人头和晃动的刺刀缝隙中艰难穿行，终于，他再一次看到了老伴。她也正望向这边，两人的目光在充满硝烟、煤油味和死亡恐惧的寒冷空气中，短暂地相遇了。老伴看着他，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眼神里有哀求，有决绝，唯独没有恐惧。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别过来，别做傻事。”然后，她猛地低下头，把两个吓呆了的孙子更紧地搂进怀里，几乎要把他们嵌进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瘦骨嶙峋的脊背，朝着枪口的方向，筑起最后一道单薄却倾尽全力的屏障。
上午十点整，一个身影出现在了正房前高高的石头台阶上。佐佐木二郎。他换了一身笔挺的将校呢军装，马靴锃亮，白手套一尘不染，右手握着一把长长的、带着护手的军刀。他站在那里，像一尊冰冷的雕像，眼神居高临下地扫视着满院如同待宰羔羊般的中国百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程序化的、评估物品般的漠然。
翻译官站在他侧后方，用尖锐的声音，把他的话传遍院子：“潘家峪，长期通匪，是皇军在冀东的心腹大患！今天是你们为自己罪行付出代价的日子！这就是反抗皇军的下场！”
话音刚落，甚至没等翻译官最后一个字彻底落下，屠杀，以最直接、最野蛮的方式开始了。
第一轮密集的机枪扫射，对准了东侧的青壮年男性。日军指挥官显然想先消灭掉最有反抗能力和可能的人群。
枪声不是“砰砰砰”的脆响，而是连成一片的、震耳欲聋的爆豆般的轰鸣，中间夹杂着子弹穿透肉体的“噗噗”闷响和骨头碎裂的“咔嚓”声。站在最前排的人们，仿佛被一堵无形的、巨大的墙壁迎面撞上，身体以各种诡异的姿势向后倒飞、翻滚、扑倒。鲜血不是流淌出来的，而是喷射、泼洒出来的，瞬间就把东侧那片青砖地面和墙壁，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压过了煤油味，充斥了每个人的鼻腔。
潘国林在枪响的刹那，凭借着多年游击战练就的、近乎野兽般的本能，猛地向前扑倒，同时双腿用力一蹬，身体贴着冰凉的地面，硬生生滚到了院子东南角一个用来碾粮食的巨大石碾后面。子弹“啾啾”地呼啸着，不断打在坚硬的青石碾子上，撞出点点刺眼的火星，石屑纷飞。他从石碾和墙壁之间那道狭窄的缝隙里看出去，看到的景象，让他的胃部剧烈抽搐，几乎要呕吐出来。那些熟悉的、鲜活的面孔——昨天还一起磨豆腐的堂兄，前天才借了柴刀给他的邻居，从小一起光屁股玩到大的伙伴——此刻就在他眼前，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片片倒下。有的人中弹后一时未死，在地上痛苦地扭动、抽搐，发出非人的惨嚎，直到被后续的子弹打得彻底静止。鲜血从无数个伤口里涌出，汇聚在一起，沿着砖缝，像一条条猩红色的小蛇，蜿蜒着向低处流去。潘国林死死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用力之大，牙齿深深陷进肉里，咸腥的血液瞬间充满了口腔。只有这真实的、属于自己的疼痛，才能让他勉强保持一丝清醒，压住喉咙里那即将冲出来的、撕心裂肺的咆哮。
日军显然不满足于简单的扫射。这变成了一场有计划的、延长折磨时间的屠杀“演示”。他们分成了好几个小组，轮番上阵，仿佛在竞赛谁的杀人手段更“高效”、更“有创意”。一组用三八式步枪，不紧不慢地进行“精度射击”，专门瞄准那些试图躲藏、或受伤后还在爬动的人，一枪一个。另一组则掏出手榴弹，拉弦，在手里故意停顿两秒，然后冷笑着扔向妇女儿童聚集的西侧，爆炸的气浪和横飞的弹片，瞬间将那一小片区域变成血肉横飞的屠场。更有甚者，冲进人群，从母亲怀里生生抢走啼哭的婴儿，像抛掷一件无生命的玩具般高高抛向空中，然后在婴儿下坠时，挺起刺刀……惨绝人寰的景象，让许多幸存者后来回忆时，依然会浑身发抖，语无伦次。
潘善瑞所在的中间“老弱”区域，是第三批被“处理”的目标。当机枪那死亡的火舌，带着灼热的气浪开始转向他们时，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潘善瑞猛地向前扑倒，同时伸手将旁边一个刚刚中弹倒下、身体尚有余温的老人拉过来，压在自己身上。
子弹“嗖嗖”地从他头顶、耳边飞过，他甚至能感觉到子弹划过空气带来的灼热气流。温热的、黏稠的液体不断溅落在他裸露的脖颈和侧脸上——那是旁边其他人的血。他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屏住，心跳如擂鼓，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可是，比子弹更无孔不入、更残酷的，是火焰。下午两点左右，或许是觉得枪杀效率“不够高”，也或许是为了彻底“清理痕迹”，日军指挥官下达了点火命令。
早已浸透煤油的柴草，遇到扔过来的火把，轰然一声，爆燃起冲天的烈焰！火舌疯狂地窜起，舔舐着木质门窗、房梁，也吞噬着来不及躲避或已经无法动弹的人们。未被枪弹立即夺去生命的人们，陷入了真正的、炼狱般的火海。他们身上的棉衣瞬间被点燃，变成了一个个惨叫着、翻滚着的火人。皮肉和毛发被烧焦的可怕气味，混合着愈发浓烈的血腥味，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腻又焦臭的复杂气味，弥漫在整个潘家大院，甚至随风飘出很远，笼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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