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郁的阴影下抗争了五十年，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稳晚年|安稳晚年|抑郁症|症状|睡不着

有些痛苦，并不是一段时间的低谷，而是贯穿从青春、壮年到老年的持续反复的阴影。今天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五十年来，他看过无数医生，吃过无数药，辗转不同的城市，也在一次次“好转—复发—再好转”的循环里步入退休后的时光。直到七十多岁，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也许自己不是“治不好”，而是从未真正被理解、被接纳过。这是汪先生的故事，一位与抑郁症抗争半个世纪的退休教师，在暮年重新找回内在秩序与生命尊严的故事。

他的抗争，从一场被中断的青春开始

如果不是汪先生自己告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的老人已经七十九岁了，而且竟然已经与抑郁症对抗了整整五十年。

他的人生，本该有一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十八岁那年，他考入一所当时在省内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那一届学生，很多人的志愿都是上“北大”、“清华”，包括汪先生本人在内，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命运在 1966 年为他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高考取消，汪先生和同龄人一起，被时代裹挟着回到乡村，青春没有正式告别，就戛然而止。

他回到农村，务农、劳动。看上去他积极适应；可内心深处，一种说不清的失落与压抑，正在悄然积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抑郁症，也包括他自己。

第一场发作——没有名字的痛苦

二十多岁时，汪先生开始出现明显的症状，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兴趣、睡眠严重受损、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后来，乡镇中学缺老师，他成为了一名当民办教师，教学工作让他暂时有了事做，症状似乎也短暂地缓一缓，但还是爆发了，最严重的时候，一次发作会持续两三个月。他说：“那种感觉，就是生不如死。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洗脸、刷牙都需要极大的力气。” 而最更让人难受的，是不被理解。在那个年代，这些都不会被称为“心理困扰”，亲戚、邻里、甚至一些家人都无法理解，人们只会批评他想不开，或者劝解说歇歇就好了。

甚至他自己也一度这么认为。

漫长的求医路——药物、专家、反复失望

后来几十年里，汪先生几乎把所有可能的方式都试过。先是当地和省内的各大医院、后来又辗转到上海挂专家号，在那个年代，一次专家门诊最贵的甚至要800块钱，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一次次尝试。

然而药物能缓解，却无法真正稳定，停药后复发几乎是必然。特别是到每年春天，病情就会再次复发。他曾绝望地想：“这种病，也许只能自己扛。”

退休之后的危机和转机

终于到了六十岁退休，原本以为也许一切会慢慢转好，可对汪先生来说，却迎来了更大的挑战。身份的转变，原本还能被“责任”和“事务”支撑着的心，突然空了，心中的痛苦反而占据了更大的空间。有时一年发作四次，身体虚弱，精神低落，整个人像被反复碾压。经过这五十多年的折磨，他几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人生——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

然后命运最终没有辜负他一生的坚持和抗争，转机在他七十多岁时，虽然很晚但终于到来。他偶然读到李宏夫老师撰写的《战胜抑郁》一书，第一次看到一种以“觉察、接纳和平等心”为核心的理解方式，他开始尝试书中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