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大众日报》、《潍坊记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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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山东昌邑县火道村，一个男婴降生在当地最富有的家庭。
这户人家的产业遍布烟台、青岛，光房产就有二三百间，还持有青岛啤酒厂的股份。
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从小就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从烟台到北平，从北平到上海，一路供他念到了复旦大学。
1937年夏天，父亲收到了儿子从上海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准备出国深造，需要一笔路费。
老爷子欣慰不已，二话不说就把钱汇了过去。
钱是寄到了，可这个儿子却从此杳无音讯。他没有登上去往海外的轮船，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留学生的名单上。他带着这笔钱，消失在了1937年那个动荡的夏天。
1914年1月，李福泽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东冢乡火道村。
火道村位于昌邑县北部，靠近渤海湾。这个村子在当地颇有名气，不是因为风景秀丽，而是因为村里出了一户远近闻名的大富人家——李家。
李福泽的祖父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清末民初那些年，社会动荡、商机遍地，他抓住机会，从小本买卖做起，一步步把家业做大。到了李福泽父亲这一代，李家的产业已经相当可观。
李福泽的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不满足于守着祖辈留下的家产过日子，而是主动出击，把生意从昌邑县拓展到了烟台。
在烟台，他置办了大量房产，据后来的统计，光是房产就有二三百间。这些房产有的用来自住，有的出租给商户，每年能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
站稳烟台之后，李福泽的父亲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城市——青岛。
青岛在当时是山东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德国人在这里经营多年，留下了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浓厚的商业氛围。李福泽的父亲敏锐地意识到，这座城市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他开始在青岛投资，入股了多家企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啤酒厂。
这家啤酒厂创建于1903年，是中国最早的啤酒生产企业之一，在当时就已经小有名气。李福泽的父亲成为这家啤酒厂的股东之一，每年都能从中获得可观的分红。
除了青岛啤酒厂，他还投资了张裕葡萄酒厂和一些银行。这些投资让李家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李福泽出生的时候，李家已经是昌邑县首屈一指的富户。在那个大多数农民还在为温饱发愁的年代，李家过的是衣食无忧、仆从成群的生活。
李福泽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作为家中的幼子，他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李家虽然是商人家庭，但很重视子女的教育。
在父亲看来，做生意固然重要，但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根本。他希望儿子们能够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李福泽5岁那年，被送进了村里的私塾。私塾先生是个老秀才，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传统蒙学读物。
李福泽天资聪颖，学东西很快，先生教的内容他很快就能背诵下来。
在私塾读了几年书之后，李福泽的父亲觉得私塾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儿子的需求。他决定把李福泽送到烟台去读新式学堂。
烟台是山东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西方的新式教育在这里起步较早。李福泽先后在烟台的育才小学、东海中学、烟台八中和益文中学读书，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在烟台读书的这些年，李福泽接触到了许多在火道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
新式学堂不仅教授国文、算术，还开设了英语、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大大拓宽了李福泽的眼界，让他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
烟台是个港口城市，经常有外国的轮船靠岸。李福泽有时会跑到码头去看那些高大的轮船，看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心里充满了好奇：这些人从哪里来？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这种好奇心驱使着李福泽更加努力地学习。他的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各科都是甲等。老师们都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1930年，李福泽初中毕业。这一年他16岁，已经是个身材挺拔、眉清目秀的少年了。
父亲对他的教育规划是：去北平读高中，将来考一所好大学。北平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汇聚了全国最好的学校和最优秀的学者。能够在北平读书，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1932年，李福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汇文中学，插班读初二。
汇文中学是北平最有名的学校之一。这所学校创建于1871年，原名"崇文门内公理会学堂"，后来改名为"汇文学校"。
学校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施先进，是北平的"四大名校"之一。
能够进入汇文中学读书，不仅需要成绩优秀，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在汇文中学读书，光是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就要花费五百大洋。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收入。
对于李家来说，这笔钱不算什么。李福泽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支付了全部费用，还给儿子准备了充足的零花钱。他希望儿子能够专心读书，不要为钱的事情分心。
李福泽在汇文中学的生活，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他经常一头扎进去，一待就是大半天。
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从中国的经史子集到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著作，无所不读。
这些阅读极大地开阔了李福泽的视野。他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应该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外日本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在汇文中学，李福泽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学校里有不少思想激进的老师和学生，他们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之道。
李福泽被这些讨论深深吸引，开始关注政治，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李福泽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主张抗日救国、民族解放。
加入这个组织，标志着李福泽开始从一个单纯的学生，转变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
1935年，李福泽从汇文中学毕业。这一年他21岁，面临着人生的重要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
父亲的意见是：考大学，最好是考一所有名的大学，学一个实用的专业，将来好继承家业。李福泽自己也有这个打算。他决定报考上海的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这所学校以文科和商科著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李福泽报考的是经济系，这个专业与父亲的生意有关，学成之后可以帮助父亲打理产业。
1935年9月，李福泽如愿以偿，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他收拾好行李，告别父母，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上海这座他从未去过的大城市。
1935年的上海，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
这里是远东最繁华的都市，高楼大厦林立，霓虹灯彻夜闪烁，黄浦江上轮船穿梭，南京路上车水马龙。
洋行、银行、百货公司、电影院、舞厅、咖啡馆，应有尽有。有人说，上海是"东方巴黎"，是冒险家的乐园。
可在繁华的背后，上海也有着另一副面孔。租界里的洋人趾高气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低人一等。
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码头上的苦力们挥汗如雨，搬运着一箱箱货物，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这就是1930年代的上海：繁华与贫穷并存，奢靡与苦难同在。
李福泽来到上海的时候，对这一切还没有太深的体会。他住进了复旦大学的宿舍，开始了大学生活。
复旦大学位于上海江湾，远离市中心的喧嚣，校园环境清幽。学校的建筑中西合璧，既有传统的中式飞檐，也有西式的穹顶和立柱。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学生宿舍，设施齐全。
经济系是复旦大学的热门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银行、洋行、政府机关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李福泽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富裕家庭，他们读书的目的很明确：拿到文凭，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优渥的生活。
可李福泽却和他们不太一样。
进入复旦大学不久，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学生运动。
这一天，北平的大中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对日妥协，抗击日本侵略。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高校群情激愤。复旦大学的学生也行动起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
李福泽主动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他在进步同学发出的《告同学书》上签名，表示支持抗日救国的主张。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高喊抗日口号，沿途散发传单。
有一次，李福泽和一群同学徒步走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次请愿的路程有三百多公里，他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南京。
虽然请愿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这次经历让李福泽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热血青年"。
这些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压制和打压。他们认为学生运动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安定团结"，必须予以制止。
很快，一批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被列入了"黑名单"。复旦大学校方迫于压力，对这些学生进行了处分。
1936年暑假，李福泽和许多进步同学一起，被学校以"莫须有"的罪名除名。
被开除学籍，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李福泽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又惊又怒。
他千里迢迢把儿子送到上海读大学，花了那么多钱，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学有所成。现在倒好，书没读完，人先被开除了，这叫他如何向族人交代？
可李福泽并没有被这次挫折击倒。他很快振作起来，决定另找一所学校继续读书。
1936年秋天，李福泽转入了大夏大学。大夏大学也是上海的一所著名学府，创建于1924年，后来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在大夏大学，李福泽继续他的学业，同时也继续他的进步活动。他加入了"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各大高校进步学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
"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员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研究抗日救国的方略。他们认为，光靠学生运动是不够的，必须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
在这些讨论中，李福泽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些思想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迷茫的内心。
1936年的中国，局势日益紧张。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步步紧逼。
而国民政府却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一味地"攘外必先安内"，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
这种局面让李福泽感到愤怒和绝望。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自己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也给李福泽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这个消息让李福泽感到振奋：也许，抗日的曙光真的来了。
1937年的春天来了又去，夏天接踵而至。李福泽继续在大夏大学读书，心里却越来越不安。他隐约感觉到，一场大变局即将到来。
1937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这一天夜里，驻守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攻击。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消息传到上海，全城震动。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件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战况。人们的情绪从愤怒到恐惧，再从恐惧到悲壮，最后凝聚成一个声音：抗日！
李福泽的心情异常激动。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现在，它终于来了。
可是，他应该怎么做呢？继续留在学校读书吗？不，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国难当头，他不能袖手旁观。他要做点什么，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
可是，他能做什么呢？他只是一个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既不会打仗，也没有武器。他能做的，似乎只有喊几句口号、发几张传单。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李福泽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在宿舍里来回踱步，彻夜难眠。他必须做一个决定，一个可能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一个地方正在招募有志青年，那里有一群人正在为抗日救国而奋斗，那里是革命的圣地。
这个地方，叫做延安。
延安这个名字，李福泽在上海就听说过。
在"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活动中，经常有人提到这个地方。
他们说，延安是红色的根据地，是共产党的中心，那里的人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他们还说，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寻找救国的道路。
这些话在李福泽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的局势日益紧张。日本人在华北步步进逼，战火似乎随时可能烧到上海。学校里人心惶惶，很多学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离这座城市。
李福泽没有逃。他留在上海，思考着自己的去向。
他想过很多选择。留在上海？不行，日本人随时可能打过来。回老家？可是回去又能做什么呢？继续读书？国都快亡了，读书还有什么意义？
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最合他的心意：去延安。
可去延安谈何容易。延安远在陕北，距离上海数千里之遥。中间隔着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没有介绍信根本进不去。而且，这一路上需要盘缠、需要路费，这些钱从哪里来？
李福泽手头没有多少钱。他在上海读书的费用都是父亲提供的，自己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去延安，就必须筹到一笔足够的路费。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向父亲要钱。
可是，他不能告诉父亲自己要去延安。父亲是个生意人，思想保守，肯定不会同意他去投奔共产党。他必须想一个别的理由，一个父亲能够接受的理由。
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说要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在当时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很多富家子弟都会选择到欧美或者日本留学，镀一层金，回来之后身价倍增。
李福泽的父亲一直希望儿子能够有出息，如果听说儿子要出国留学，肯定会很高兴。
李福泽决定就这么办。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说：自己准备出国深造，需要一笔路费和学费，请父亲汇款过来。
电报发出去之后，李福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回音。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相信，不知道父亲会不会答应。
几天之后，回电来了。父亲在电报里表示非常高兴，儿子终于要出人头地了。他二话不说，立刻从青岛汇来了一大笔钱。
李福泽拿到钱的那一刻，心情非常复杂。他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了去延安的本钱；
他也感到愧疚，因为他欺骗了父亲。可是，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抗日，为了救国，父亲将来一定会理解的。
接下来，李福泽开始着手准备北上的事宜。他联系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着一起上路。他们约定好出发的日期，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准备踏上这段未知的旅程。
1937年9月的一天，李福泽和几个同学悄悄离开了上海。他们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告诉任何亲友，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他们的目标是延安，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延安在哪里？从上海怎么走？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他们心里都没有底。
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行。那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还没有完全解除，去延安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他们不敢声张，不敢暴露自己的目的地，只能一站一站地往北走。
从上海到延安，有几千里的路程。他们坐火车、坐汽车、坐船，有时候还要步行。一路上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头。可是，他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因为每走一步，就离延安更近一步。
走到陕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介绍信，进不了延安。
那时候，去延安需要有组织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的人，会被当作可疑分子处理。李福泽他们是从上海自发前来的，根本没有什么介绍信，这可怎么办？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们。
在陕西泾阳，他们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李福泽认识，是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时结识的。他叫胡乔木，当时在上海学联工作，与李福泽有过几面之缘。
胡乔木得知他们要去延安，非常支持。他当场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们带着这封信去延安。
这封介绍信解决了李福泽的大难题。他们拿着信，继续往北走，昼伏夜行，艰苦跋涉。
1937年9月的一天，李福泽终于抵达了延安。
站在延安的黄土地上，李福泽百感交集。眼前的景象与上海滩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土窑洞；没有霓虹灯，只有昏暗的油灯；没有咖啡馆，只有粗茶淡饭。这里的一切都是简陋的、朴素的、贫瘠的。
可是，这里有一样东西是上海没有的：希望。
李福泽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的一所干部学校，专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裳。可是，学员们的精神状态却是饱满的、昂扬的。
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很实用。有《中国革命问题》，讲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有《社会科学概论》，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有《军事理论常识》，讲的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老师们还会组织学员进行队列操练、军事演习、夜间急行军等各种训练。
李福泽学得非常认真。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各种知识，努力把自己从一个书生改造成一个革命者。短短几个月的学习，让他脱胎换骨，对革命、对抗日有了全新的认识。
1937年10月，李福泽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结业。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回山东老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
李福泽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告别了延安，告别了陕北公学的老师和同学，踏上了回乡的路...
1937年10月，李福泽带着组织交给的任务，离开延安，踏上了回山东的路。
他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这对于一个刚刚结业的学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没有军事经验，没有武器装备，甚至连一个帮手都没有。他有的，只是满腔的热血和口袋里剩下的那笔钱。
1937年11月，李福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昌邑县。
此时的山东，已经被战争的阴云笼罩。日本侵略军正在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老百姓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李福泽要如何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和危险？
而那笔从父亲那里"骗"来的钱，最终派上了一个父亲做梦也想不到的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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