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有人注意到，这个叫毛运才的新同事袖口露出的却是一块闪亮的瑞士手表，晚风里翻飞的棉军大衣内竟藏着一件黑色皮袍。那年月，普通科员月薪不过几十斤口粮票，一件皮袍却要攒好几年，还得“托关系”。工友们私下嘀咕，这位瘦高个子是不是手脚不干净。
恰逢全国“三反”运动刚刚拉开帷幕，上面鼓励人人说真话、揭弊端。几份匿名检举信很快送到了分管领导案头：毛运才疑似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家里不但添了手表，还买了毛毯、电暖炉。循着规定，调查组当天就找上了他。
简易的会客室里，炭炉噼啪作响。两名调查干部将账本摊在桌上，其中一人沉声开口：“同志，你的收入每月八万多旧币，可你最近花销显然不止这些，麻烦解释。”毛运才扶了扶眼镜，犹豫片刻，低声说：“这些钱，是家里来信寄的。”
一句“家里”并不能打消怀疑。调查人员继续追问，笔录纸张一页页加厚。他们问他家中何人寄款、寄了多少、为什么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毛运才始终没有提及更高处的名字，只反复声明“绝无贪污”。
僵持到夜半，审查干部终于抛出一句不经意的试探：“听说你老家在韶山，有亲戚在北京？”毛运才苦笑，掏出一封包着油纸的旧信：“这件事说出来反而像是邀功，可不说又让人误会。钱是三哥给的，他让我别给组织添麻烦。”
“你三哥？”“毛泽东。”屋里瞬间静得可怕，唯有煤火咝咝作响。为求确证，审查组当即电询中央办公厅。几天后，批复电报发回：毛运才原名毛泽青，确系主席堂弟，在延安时期曾用化名搞统购统销。风波由此平息。
这个插曲让工友们第一次发现，身边那个总骑旧自行车上下班的会计，竟出身韶山毛氏。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来东北已一年多，从未向人提过“主席堂弟”四个字。有人打趣：“老毛，早说呀，咱也跟着沾口光。”毛泽青摆摆手：“打光荣牌容易，守本分难。”
时间倒回1936年，他离开韶山同几位族兄北上延安，沿途颠簸。1937年初到宝塔山，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这位堂弟，把一支驳壳枪塞给他：“不会打就学，不学一辈子当旁观者。”泽青记住了这句话，从此在陕北公学苦练会计和射击。
1939年西安地下贸易战线需要一个精明的商号经理，他摇身变成“毛万才”。外面只知城里来了个卖布匹的湖南老板，不知道他晚上悄悄把药片和盐巴背上骡驮送往瓦窑堡。物价凶险，走私惯犯盯上他的车队，他硬是靠算盘与毛驴保存了延安印钞厂的纸浆供应。
抗战胜利后，西北局决定让他暂留驻地掩护运输线。直至1950年春，他才带着满身尘土回到故乡韶山。乡亲们好奇战争年月出过力没有，他只笑说“挑过盐，抬过棺，更会打算盘”。第二天一早又悄悄坐火车北上，怕乡里请吃酒耽误生产季。
从韶山到沈阳不过一年，他的妻子庞淑谊也随军来到了寒冷的松花江边。童养媳与丈夫分离十二载，如今再度携手，她最担心的不是苦而是“别让人说靠主席的亲戚揩油”。所以家里连买煤都要记账，零钱掉一分也写在小本子。
1956年11月，北京来电邀请毛泽青全家进京小住。“三哥身体忙得很，见面就算圆了多年心愿。”在中南海小餐厅，主席端着米酒对弟弟说：“记账的老本行可别丢，基层最缺的是老实人。”饭菜简单，剁椒鱼头与小火腊肉就是全部招待。离别时主席只留下四个字“慎独守节”。
回到阜新发电厂后，毛泽青干脆把身份证又改成了“毛万才”。他对妻子说：“名字像衣服，能挡风就行。”文革动荡时期，这个化名甚至帮他避开了不必要的审查。退休后两口子收入有限，他却拒绝进省城，宁肯在抚顺老街扫落叶。
1981年，他因心脏病离世，留下几句遗嘱：“不进城，不设灵堂，不搞影响。”庞淑谊把骨灰盒安放在小青松下，不打碑不写字，连邻居都只当是普通职工家属。老人在随后的十余年里每日清晨提帚扫雪，别人问图什么，她笑言“习惯了动弹”。
1993年冬，抚顺财政局郭峰在飞机上偶遇一篇旧报，才知这位扫街老太与主席竟有亲缘。几番寻访后，郭峰站在低矮平房门口，看见墙上挂着泛黄合影，那是1956年的中南海。老人轻声说：“毛家规矩多，最大一条是不添麻烦。”
郭峰想为她筹款，被婉拒。最终他设法把老人的大儿子调入财政系统，二儿子转岗民政。文件递交那天，庞淑谊叮嘱孩子：“记住一句话，要像你爸那样，别给毛主席抹黑。”
故事到此并未停笔。那张合影后来被毛家后人收进韶山纪念馆，放在不起眼的角落。照片上孩子们握着玩具车，主席微笑凝望，而最右侧的毛泽青挺直腰杆，像一名普通会计准备再次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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