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关露回忆录》《上海地下党史料》《民国文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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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的上海，夜幕降临，十里洋场依旧灯红酒绿。
一个女人独自坐在黄浦江边，江风吹乱了她的长发。
她手里拿着一封密电，上面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速来香港，有重要任务。
这个女人叫关露，32岁，是上海滩最负盛名的女诗人之一。
她写的《春天里》传遍大江南北，她翻译的《海燕》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
可此刻，她的心情却如这江水一般波涛汹涌。
她知道，接到这封密电，意味着她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那些文学沙龙、诗歌朗诵会、与文友的雅集，那些阳光下的岁月，都将成为过去。
等待她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甚至可能再也回不了头。
关露站起身，望着对岸的万家灯火。
她想起了那个人——王炳南。
那个曾经对她说"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的男人。她想起他离开上海时的背影，想起他寄来的那张照片，想起他低沉的嗓音唱着"春天里来百花香"。
如果接受这个任务，她可能永远无法和他在一起了。
江面上传来汽笛声，一艘轮船缓缓驶过。
关露深吸一口气，将密电放进口袋，转身走进了夜色。
她不知道，这个决定，将让她背负43年的骂名，失去一切，包括爱情、自由，乃至生命的意义。
【一】书香门第的才女
1907年7月，关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一个书香世家。
她原名胡寿楣，父亲胡元陔是清朝举人，在当地做过知县。
关露自幼聪慧，深得父亲喜爱。
父亲经常教她读古文、背诗词，还会给她讲历史故事。
小小年纪的关露，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她读书过目不忘，七岁就能背诵《论语》《孟子》，还会自己编一些小故事讲给邻居小孩听。
父亲常常感叹："这孩子若是个男儿身，将来必成大器。"
命运却不曾眷顾这个才华横溢的小女孩。
关露8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家道中落。
母亲只能靠着做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两个女儿的生活。
尽管家境贫寒，母亲却从未放松对女儿的教育。
她省吃俭用，把所有积蓄都用来给关露买书。
关露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她白天帮母亲做家务，晚上就着油灯读书写字。
那些年，她读完了家里所有的藏书，从《红楼梦》到《水浒传》，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
邻居们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不简单。
可就在关露15岁那年，母亲也因劳累过度病逝了。
失去双亲的关露和妹妹胡绣枫只得投奔在南京的二姨。
二姨家境也不宽裕，姐妹俩的到来让这个小家更加拮据。
好在二姨为人善良，咬牙把她们留了下来。
在南京的日子，关露更加发奋读书。
她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她白天帮二姨做针线活补贴家用，晚上就躲在小阁楼里看书。
那盏昏暗的油灯，陪伴她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1927年，20岁的关露遇到了人生的转机。
父亲生前的好友刘道衡偶然听说了关露的遭遇，这位同盟会元老深为感动，决定资助关露上大学。
就这样，关露考入了上海法学院，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
上海，这座十里洋场的大都市，彻底打开了关露的眼界。
这里有最先进的思想，最新潮的文化，最活跃的文学圈。
关露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她泡在图书馆里，读遍了中外名著；她参加各种文学沙龙，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928年，关露又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
在这里，她遇到了张天翼、欧阳山等进步青年，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
那个年代，整个中国都处在动荡之中，无数热血青年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关露也不例外。
在中央大学的日子里，关露开始尝试写作。
她的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写的是一个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
这篇小说发表在南京《幼稚周刊》上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编辑赞叹道："这位女作者笔下的人物如此生动，情感如此细腻，实在难得。"
可关露并不满足于此。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风花雪月，不应该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在这个国家危亡的时刻，文学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31年夏，关露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关露走上街头，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游行示威，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她还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她走进工厂，走进学校，用慷慨激昂的演讲唤醒民众的觉悟。她写传单，画宣传画，组织募捐活动，为抗日将士筹集物资。
那段时间，关露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
他们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深深打动了她。
1932年春，关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从此，她的笔不再只是写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关露开始大量创作诗歌、散文、小说。
她的作品充满激情，语言优美，思想深刻。
她写工人的苦难，写农民的悲惨，写知识分子的觉醒，写青年人的热血。
她的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迅速在上海文坛引起轰动。
"我们的歌声飞越太平洋，唤醒沉睡的大地。我们的热血沸腾在胸膛，为了明天的胜利。"这样的诗句，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关露还翻译了大量外国进步文学作品。
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都是经她翻译后在中国广为流传的。
那篇著名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呐喊，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号角。
1933年5月，"左联"的重要成员丁玲被捕。关露临危受命，接替丁玲负责创作委员会的工作，还担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周扬的联络员。那段时间，关露既要搞创作，又要做地下工作，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白天，她在编辑部工作，审稿、编辑、校对；晚上，她要去工厂办工人夜校，给工人们上课；深夜，她还要和其他同志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商讨工作安排。
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第二天又得照常工作。
可关露从不叫苦。
她觉得，能为革命工作，是一种荣耀。
她常常对妹妹胡绣枫说："这个世道太黑暗了，太多的人在受苦。我们读了书，就要为他们发声，为他们战斗。"
1936年11月，关露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这本诗集收录了她多年来创作的优秀诗作，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书店老板都说，这本诗集的销量比很多名家的作品都要好。
关露的名字，开始在上海文坛响亮起来。
人们提起她，都会说："那个写《太平洋上的歌声》的女诗人，才华横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1937年，导演袁牧之筹拍电影《十字街头》，邀请关露为电影创作主题曲。
关露欣然应允，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立刻传遍大江南北。
无论是城市的街头巷尾，还是乡村的田间地头，到处都能听到这优美的旋律。
赵丹在电影里演唱这首歌的镜头，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片段。
可就在关露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时局却越来越紧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陷入战火。
关露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一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她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的活动，走上街头演讲，为前线将士募捐，用文艺作品鼓舞民众的斗志。
11月，上海沦陷。
大批文化界人士撤离上海，前往武汉、重庆等地。
可关露接到组织的指示，要她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日伪特务到处抓捕抗日人士，稍有不慎就会被捕入狱，甚至被杀害。
关露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一边做着表面上的文化工作，一边秘密为组织传递情报、联络同志。
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王炳南。
【二】春天里的爱情
1936年的上海，梧桐树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青石板路上。
关露第一次见到王炳南，是在潘汉年组织的一次秘密聚会上。
那天，她提前到了集合地点，坐在角落里等待其他同志。
门被推开，一个高个子男人走了进来。
他身材颀长，板寸头，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落。
他的眼神坚定，神情沉着，一看就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
"这位是王炳南同志，刚从西安过来。"潘汉年介绍道。
王炳南点点头，目光扫过房间，最后落在了关露身上。
关露抬起头，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只是短短一瞬，却让关露的心跳加快了几分。
会后，王炳南主动走到关露面前："你就是写《太平洋上的歌声》的关露同志吧？我读过你的诗，写得真好。"
关露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粗犷的北方汉子，居然也读诗。
她笑了笑："谢谢。我听说过你的名字，你参与策划了西安事变，很了不起。"
两个人就这样聊了起来。
王炳南讲革命经历，讲如何在西安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讲那惊心动魄的十几天；关露讲文学，讲如何用文字唤醒民众，讲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
他们发现彼此有太多共同语言。
都是为了同一个理想在奋斗，都愿意为这个理想付出一切。
那段时间，王炳南因为工作需要，暂时住在上海。
他和关露成了邻居，两人经常见面。
王炳南会在工作之余来找关露聊天，有时候帮她搬搬东西，有时候陪她去参加文艺活动。
关露慢慢发现，这个看似严肃的男人，其实内心很温柔。
他会注意到她熬夜写稿后的疲惫，会提醒她按时吃饭休息；他会在她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会在她情绪低落时开导安慰。
有一次，关露新搬了住处，东西很多，一个人忙不过来。
王炳南听说后，主动过来帮忙。
他一边搬箱子，一边哼着歌。
关露听出来，他唱的正是《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啷哩个啷......"王炳南的声音低沉浑厚，唱得认真投入。
关露听着，心里暖暖的。
她走到书架旁，拿出一本刚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翻到扉页，用她心爱的绿色派克笔写下："赶走东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把书递给王炳南。
"送给你，留个纪念。"关露说。
王炳南接过书，目光专注地看着扉页上的题字。
他太专注了，以至于关露不小心夹在书里的那支派克笔滑落下来，王炳南下意识地接住，顺手别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一递一接间，关露的手碰到了王炳南的手。
他的手冰凉冰凉的。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关露心疼地握住他的手，"一定是冻的吧？快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王炳南愣了一下。
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他经历了太多危险，受过伤，挨过冻，可很少有人会这样关心他。
他看着关露，看着她清澈的眼睛里满是关切，心里涌起一阵温暖。
第二天，王炳南就要离开上海去武汉了。
临行前，他给关露写了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王炳南英俊挺拔，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眼神坚定。
照片背后，王炳南写了八个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关露收到信和照片，看着那八个字，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她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收起来，放在最贴身的地方。
从那以后，两人开始书信往来。
王炳南在武汉，后来又去了重庆；关露在上海，继续做着地下工作。
他们的信写得很隐晦，生怕被敌人发现，可字里行间，满是彼此的牵挂。
王炳南在信中写："上海的梧桐树该开花了吧？我想起那天下午，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你的脸上，那么美好。我们的春天也快来了，等战争胜利了，我们一起看梧桐花开。"
关露回信道："重庆的天气怎么样？你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我每天都会想起你唱《春天里》的样子，那个调子你唱得不太准，可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等你，等你回来。"
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恋情，成为关露在黑暗岁月里唯一的光亮。
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每当感到孤独和绝望，她就会拿出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王炳南的笑容，心里就会涌起继续战斗的勇气。
可她不知道，一个更大的考验即将到来。
这个考验，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也将让她和王炳南的爱情，走向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结局。
【三】潜入魔窟
1939年11月，关露接到那封改变命运的密电。
她匆匆赶到香港，见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把她领到一个秘密地点，潘汉年已经在那里等候。
"关露同志，组织上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
关露坐直了身体："请指示。"
"我们需要有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接近特务头子李士群，争取把他策反过来。"潘汉年说着，递给关露一份资料，"这是李士群的情况，你先了解一下。"
关露接过资料，快速浏览。
李士群，原名李曾鲁，江苏吴县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逮捕叛变，成为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
此人心狠手辣，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和共产党员的鲜血。
他负责的76号，是上海滩最恐怖的特务机关，无数人闻之色变。
"为什么选我？"关露问。
"因为妹胡绣枫和李士群有些渊源。"潘汉年解释道，"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入狱时，妹收留了他怀孕的妻子叶吉卿。李士群对此一直心存感激。本来我们打算派妹去，可她现在在重庆另有任务，所以想到了你。"
你妹
你妹
你妹
关露沉默了。
她知道这个任务有多危险。
一旦暴露，不光自己性命不保，还会牵连整个组织。
更重要的是，接受这个任务，就意味着她要公开扮演"汉奸"的角色，会被所有人唾骂，包括那些不知情的同志和朋友。
她想到了自己的文学事业。
这些年，她好不容易在文坛站稳脚跟，赢得了声誉。
一旦被打上"汉奸"的标签，这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她还想到了王炳南。
如果她去做这个任务，王炳南会怎么看她？
他会不会也以为她真的变节了？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关露问。
"当然。"潘汉年点点头，"但组织希望你能尽快答复，这个任务很紧急。"
关露走出房间，来到海边。
海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海浪拍打着礁石。
她看着远处的天际线，思绪万千。
她想起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不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吗？革命需要有人在前线冲锋陷阵，也需要有人在敌后潜伏作战。如果每个人都只想保全自己的名声，谁来做这些危险的工作？
她又想起了那些在日寇铁蹄下受苦的同胞，想起了那些为抗日牺牲的烈士。
和他们相比，自己失去一些名誉算什么？
关露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房间。
"我接受任务。"她说得很坚定。
潘汉年看着她，眼神中透着赞许，也透着一丝歉疚。
他缓缓说道："关露同志，我要提醒你，这个任务一旦开始，你就必须完全进入角色。你会被人当作汉奸，会被骂，会被唾弃，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同志都可能误会你。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点点头："我明白。我不辩护。"
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可要做到何其艰难。
可关露知道，这是革命工作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
1939年12月，关露回到上海，开始执行任务。
她通过妹妹的关系，给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写了封信，说自己想拜访一下李先生，感谢当年他对妹夫的帮助。
叶吉卿很高兴，立刻邀请关露来家里做客。
第一次见面，李士群对关露很客气。
他知道关露是有名的女作家，对文化人一向尊重。
他请关露在家里吃饭，席间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这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关露强忍着内心的厌恶，和李士群夫妇谈笑风生。
她谈文学，谈时局，故意表现出对时局的迷茫和失望。
李士群很精明，他看出关露别有用心，但也没有戳破，反而很享受和这位才女交往的感觉。
此后，关露成了李士群家的常客。
她经常和叶吉卿一起逛街、看戏、打牌，有意无意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
李士群也乐意让这位名作家成为自己的座上宾，这显得他很有文化修养。
消息很快传开了。
上海滩的人们震惊地发现，那个写《春天里》的关露，那个《太平洋上的歌声》的作者，居然和大汉奸李士群来往密切！
舆论哗然。
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关露的文章，说她"堕落"，说她"背叛"。那些曾经的朋友、同事，纷纷和她断绝来往。
"左联"的负责人找到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明确表示："关露不能再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蒋锡金虽然不愿相信关露会变节，可组织已经有了决定，他只能照办。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关露，蒋锡金停下来和她聊了几句。
临别时，关露握着他的手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家的地址我全忘了。"
这话说得很奇怪，蒋锡金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关露是在暗示他，不要再和她联系，以免受牵连。
他心里一酸，点点头走开了。
从那以后，关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走在街上，人们会对她指指点点；有些激进的青年，甚至会冲着她吐口水；就连她常去的书店，老板也开始对她冷眼相待。
关露咬牙忍受着这一切。
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她会对着镜子发呆。
镜子里的那张脸，还是原来的样子，可她觉得很陌生。
她不再是那个在文学沙龙里谈笑风生的女诗人关露，她现在是一个"汉奸"，一个被人唾弃的叛徒。
最难过的是，她无法向任何人解释。
她不能告诉朋友，自己只是在执行任务；她不能告诉同志，自己依然忠于党的事业；她甚至不能给王炳南写信，告诉他真相。
王炳南在重庆，肯定也听说了她的"变节"。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以为她真的背叛了理想，背叛了他们的爱情？
关露不敢想。
她只能把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压在心底，继续演好她的角色。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上海的敌特势力更加猖獗。
关露的"汉奸"形象更加坐实了。可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士群对她越来越信任。
1941年秋，关露觉得时机成熟了。
有一次，她和李士群单独谈话，试探性地说："李先生，我妹妹在重庆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见一见？"
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他沉默了片刻，说："妹的朋友，我当然愿意见。你让她转告那位朋友，我随时欢迎。"
你妹
关露心里一喜，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组织。
不久，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建议，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这次会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李士群表示，他做这些事是被逼无奈，其实内心深处还是中国人，不愿意真正为日本人卖命。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报，帮助共产党和新四军。
从此以后，许多重要情报通过李士群传到了新四军手中。
日军的清乡计划、扫荡部署，总能提前被新四军掌握，避免了很大损失。
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在李士群的暗中保护下，安全通过日伪封锁区，到达解放区。
关露出色地完成了策反任务。
1942年春，组织上又安排她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月刊担任编辑，希望她能接触更多日本方面的人，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
在《女声》工作期间，关露不得不写一些违心的文章，配合日伪的文化宣传。
每写一个字，她都觉得如坐针毡。
可她知道，这是任务需要，她必须忍耐。
1943年8月，日本在东京举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关露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是一次为日本侵略战争涂脂抹粉的文化活动，参加就等于公开为日本侵略背书。
关露接到通知后，心里万分痛苦。
可组织上指示她必须参加，以便接触更多日本文化界人士，寻找日本共产党的联络渠道。
关露只能服从。
她参加了会议，但在发言时，拒绝了主办方分配的《大东亚共荣》题目，改为《中日妇女文化交流》。
她在发言中尽量避开敏感内容，只谈一些文化方面的事情。
尽管如此，她的"汉奸"形象还是更加深入人心了。报纸上出现了更多批评她的文章，有人甚至骂她是"民族败类"。
关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她已经不再奢望别人的理解，她只希望能为抗日战争多做一点贡献，只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每个寂静的夜晚，关露都会拿出王炳南的照片，轻轻抚摸。
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了，可照片上那八个字依然清晰："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炳南，你现在还会关心我吗？"关露喃喃自语，"你知道真相吗？你会不会也以为我真的变成了汉奸？"
没有人回答她。
房间里只有窗外的虫鸣和远处的狗吠。
1943年秋，关露实在太想回到组织身边了。
她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枫写了封信，用暗语表达了想去解放区的愿望："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胡绣枫收到信后，立刻向邓颖超汇报。
几天后，回信来了："'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让你还在上海工作。"
关露看完回信，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她多么希望能回到同志们身边，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也好。
可组织还需要她，她必须继续坚守。
就这样，关露在敌营中又待了两年。
这两年里，她经历了无数次危险，承受了无数委屈和屈辱。
可她从未退缩，从未背叛，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四】战后更深的深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关露也松了一口气。
六年的潜伏生涯终于结束了，她可以恢复身份，回到同志们身边了。
她还想着，终于可以去找王炳南，告诉他真相，和他在一起了。
可现实再一次给了她当头一棒。
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下达"肃奸令"，大规模抓捕汉奸。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她的处境十分危险——社会上把她当作"文化汉奸"，国民党要抓她，可她的真实身份又不能公开。
关露找到联络人吴成方，焦急地说："我现在很危险，能不能立刻转移到解放区？"
吴成方却说："不行，你现在还不能走。"
"为什么？"关露不解，"日本已经投降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啊。"
"你的情况太特殊，组织还在研究怎么安排。你再等等。"吴成方说。
关露只能继续等待。
可国民党的抓捕行动越来越紧，她随时可能被捕。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重庆方面传来指示：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下令，立刻将关露转移到解放区，由夏衍具体安排。
1946年初，关露终于到达苏皖解放区的淮阴。
她以为终于安全了，以为可以恢复身份了。
可等待她的，却是更大的考验。
由于战时的混乱，关露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转过来。
很多同志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还以为她真的是汉奸。
她被隔离审查，没有人相信她的解释。
"你说你是地下党员，证据呢？"审查人员冷冰冰地问。
"我的联络人是潘汉年同志，我是执行他的命令。"关露说。
"潘汉年现在在上海，我们联系不上。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关露说不出话来。
当年为了保密，所有联络都是单线进行，根本没有留下书面材料。
那些知道她身份的人，有的还在上海，有的失去联系，她拿不出任何证据。
就这样，关露被关了起来。
她从一个秘密战线的战士，变成了被审查的"汉奸"。这种落差让她的精神遭受了巨大打击，她病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说王炳南也在南京，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谈判。
关露心里燃起了希望——如果能见到王炳南，如果能向他解释清楚，一切就都好了。
她托人给王炳南带了口信，说自己在淮阴，希望他能来看看自己。
王炳南收到消息后，立刻向周恩来汇报，说要去淮阴看望关露。
周恩来同意了。
王炳南高兴极了，他立刻买了机票，准备第二天就飞往淮阴。
那天晚上，王炳南兴奋得睡不着觉。
他想着终于可以见到关露了，想着要向她求婚，两人定下终身。
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样东西——那支绿色的派克笔。
这是当年关露给他签名时落下的笔，他一直随身携带了七年。
他要把笔还给关露，告诉她，这些年他一直都记得她。
第二天一早，王炳南来到机场，准备登机。
可就在这时，邓颖超急匆匆地赶来了，将他拦了下来。
邓颖超把王炳南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炳南同志，恩来和我昨晚反复研究了你的事情。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可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名声。不少人还以为她是'文化汉奸'，就连解放区的很多同志也不了解情况。"
"那又怎么样？"王炳南着急地说，"我知道她是好同志就够了。"
"可你不一样啊。"邓颖超叹了口气，"你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接触的都是各界人士，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如果你和关露结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人们会怎么说？会说共产党的干部娶了汉奸？这对我们的工作会造成很大的被动。"
王炳南沉默了。
作为一个老革命，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可他心里真的舍不得关露。
"炳南同志，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你再好好想想，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服从大局？"邓颖超看着他。
王炳南站在机场，看着远处的飞机起飞。
他握着那支绿色的派克笔，手都在颤抖。
最后，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转身离开了机场，回到住处，给关露写了一封信。
而当王炳南含泪写下那封绝交信时，当他强迫自己用最冷漠的语言告诉关露"我们不合适，还是忘了吧"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封信会成为压垮关露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这个坚强的女人在此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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