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8日深夜，麻栗坡山谷雾气浓得像泼上来的浆糊，弹药箱在湿滑泥地上发出沉闷摩擦声，所有人都清楚，第二天的仗已无退路。
灯光打在33岁团长张又侠的军帽沿，水珠顺着帽檐滴下。他扫了一眼堆得像小山的炮弹，说了句：“再重，也得送上岭。”声不高，却让搬运兵直起了腰。
这名团长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将门少爷。1952年生于陕西，1968年参军，十六岁扛枪，十年摸爬滚打熬成排长、连长。父亲张宗逊虽是上将，却从未为他铺路。
五年前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任40师118团连长的张又侠带着四个连，从密林里抄到敌人背后，“有山就有梁”的一句老话成为行动密码。那一次，他用三面突击撕开防线，名字第一次在指挥所里被圈上红笔。
战功带来荣耀，也带来更重担子。1983年底，14军决定收复老山北侧的制高点——松毛岭，让张又侠出任119团团长。命令一到，他只说：“明白。”随后扎进山里勘察。
松毛岭北坡近乎直上直下，南坡缓但开阔。越军在岭顶挖出蜘蛛网般的地堡，外圈铁丝网重叠，暗埋跳雷，纵深配属火箭炮和T-54坦克。五年经营，硬得像铁钉。
参谋把情况念完，帐篷里闷得慌。张又侠弄了根树枝在沙盘上划线，一边笑：“上甘岭是五十年代的事，八十年代得有新样子。”有人抬头，被他的自信怔住。
他要打夜战。雾厚，月黑，既挡住我军目光，也遮住敌军火控雷达。“看不清我们，就先别让他们看见炮火。”于是步兵先摸排，炮兵后跟。
风险摆在那儿：步炮距离只有几十米，炮弹一偏，自己人就得躺下。炮兵团长周某皱眉：“能保证？”张又侠拍拍地图：“咱俩一个屋，一张表，同一秒开停。”
4月29日零点三十，突击分队已爬到松毛岭前沿。炮火突然覆盖，十几秒后陡然一停，黑暗里响起口哨，冲锋号没吹，士兵却像弹簧同时弹起。
九分钟，A高地红旗插上。紧接着B高地失守，敌指挥所无线电一片嘈杂。凌晨八点四十，十二个子高点全部拿下，用时八小时出头，预备队压根没动。
后方指挥员连线询问战况：“还能往前推进吗？”电话那头，张又侠呵呵一笑：“首长，我们都到岭南了。”
速胜靠的不止胆大。半年集训里，他硬推行步炮合训、夜暗射击、高射机枪平射。高机连只配打两千米，他偏让炮手练到四千米；无后坐力炮标尺六百米，他逼到一千六。
打完主攻，他把注意力转向可能到来的反扑。果然，6月12日，越军摸黑上山，一个团的兵力被雷达提前捕捉，覆灭在预设炮火里。
7月12日，越军调来号称“王牌”的313师合六个营，再扑松毛岭。夜雨像筛子般浇下，山路成了泥河。张又侠刚从野战医院拆完绷带，就拄着拐杖回到前沿。
反冲击打了一整昼夜，敌我比例七比一。步炮合击、侧防火网、交替封锁，一环扣一环，最终把敌人摁回谷底。那一仗后，越军在地图上给松毛岭标了个外号——“伤心岭”。
张又侠并非只会“硬”。二营营长戴钱鑫因妻子重病几乎请调，他拍桌子：“我命令你留下照顾家人，阵地我来顶。”戴钱鑫红着眼：“团长，这哪成？”“先管好家，才好打仗。”
团部决定，派车连夜把病人送昆明军区总医院。张又侠亲自押车，并在车站拦下已上火车的伤病员：“部队不能没你，家更离不开你，跟我回去。”士兵们直说，这才叫带头人。
另一边，二连三排长秦国富在首攻中负伤仍拒乘担架，硬是让弟兄们先撤。事后大夫嗔怪他错过最佳包扎时机，他摆摆手：“咱排一个都没落下，值！”
1984年8月，战区通报：越军在松毛岭方向伤亡一千九百余人，我团阵地失而复得零缺口。原本誓要卷土重来的武立中将再无后手，只得抽兵北撤。
老山前线难得安静。夕阳下，记者问张又侠：“整个战斗最惊险的是什么？”他想了想：“炮弹擦着头皮飞的那几秒吧，不过最大的遗憾是预备队一直没用上。”
松毛岭之后，张又侠调任40师副师长、师长，再到更高的岗位。可在许多老兵心里，他先是那个连夜追火车、亲手把病号抬下来的“老张”。
有人统计，此役后，他的119团创下参战部队单团歼敌最多、己方伤亡最小的纪录；也有人说，他把“有山就有梁”的信条写进了整个老山防御体系。
岁月推移，当年的弹坑已被青草盖住。松毛岭却始终是军史里不容忽略的一页：八个小时的雷霆一击，让后续进攻省下数倍代价，也让一个年轻团长真正站到了聚光灯下。
胜利没有神话，血与火的常识永远是：敢想，能练，会打；更要护兵。被硝烟浸过的那句俏皮话——“预备队还没上呢”——其实是一种底气，一种不容轻视的实力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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