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华在其《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一书中，梳理总结了世界性帝国变迁与终结的规律，初看颇具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色彩，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发展观的——如果说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物种进化及变异的规律，徐晓华的帝国变迁论则发现和梳理了世界强国势力发展演变的底层逻辑，使得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路径如此清晰可见。本文简略介绍该书梳理的世界性帝国的变迁规律，限于篇幅，所言难免笼统、不够系统，如需进一步深入了解，可阅读该书或公众号“诗干的鱼”所发的系列文章。
本文所言世界性帝国，指在特定历史阶段，凭借生产、地理、文化等综合势力，统治疆域跨三大洲以上，且在经济、军事、文明传播等方面主导世界发展进程的国家形态。从波斯帝国到当今的美国，世界性帝国的更迭从未停歇，其变迁并非偶然，而是在多重势力交织下呈现出清晰可循的规律。
一、成本洼地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费尔格里夫曾言，历史本质是人类支配能量能力提升的过程，而减少能量浪费即降低成本。当某一区域在多数产品门类形成系统性价格优势，成为“成本洼地”时，帝国势力便会如水流般向其汇聚，最终催生帝国变迁。这一“洼地”核心由生产成本与军事成本构成，两者的动态平衡直接决定帝国的兴衰。
农业帝国时期，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军事成本与农业生产成本成为关键。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屡次击败农耕帝国，核心在于其战争成本极低——无需漫长后勤保障，战死抚恤微薄，且能通过掠夺形成“以战养战”的正向循环。东汉平定西羌叛乱耗资三百二十亿钱，而游牧部落的作战成本仅为农耕帝国的零头。同时，农业生产的低成本可对冲高昂军事开支，北宋虽向辽国缴纳岁币，但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使其维持了三百余年统治；东罗马帝国凭借农业与商贸的成本优势，在巨额军事压力下延续千年。反之，罗马帝国后期因奴隶成本上涨丧失生产优势，又因蛮族兵源导致军事成本高企，最终走向崩溃。
殖民帝国时期，成本洼地的逻辑转向海洋运输与贸易。葡萄牙率先开辟印度航线，依托大西洋沿岸的区位优势，形成低成本贸易通道，一度垄断香料贸易。西班牙随后凭借美洲银矿与环球航线，将大量廉价白银转化为生产与军事资本，成为首个“日不落帝国”。荷兰则以欧洲航运枢纽的地理条件、悠久的航海传统和现代金融体系，将运输成本降至欧洲最低，获“海上马车夫”之称。但这些国家均因国土狭小、人口有限，难以长期维系成本优势，最终被后续帝国取代。
工商帝国时期，工业革命重塑了成本洼地的形成逻辑。英国凭借大西洋三角贸易的运输优势与蒸汽机主导的工业革新，使棉布等商品成本大幅降低，占据全球制造业 22.9% 的份额。其军事成本优势则通过鼓励海盗行为、颁布《航海条例》、借力大陆制衡等方式实现，军费占比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美国继承这一逻辑，依托辽阔国土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大量移民带来的劳动力红利，以及两洋阻隔下的低军事开支，再加上惊人的工业制造能力，成为新的成本洼地。21 世纪的中国，凭借庞大人口与市场、基础设施革新、文化制度保障及全球化红利，形成全方位成本优势，“中国买涨卖跌”的现象正是这一优势的直接体现。
二、边缘地带
纵观历史，所有世界性帝国均诞生于上一任帝国的边缘地带。随着时代演进，边缘地带从陆地延伸至海洋，形成外边缘、姻边缘、洋边缘三种形态，但其作为帝国更迭“孵化器”的属性始终未变。
外边缘地带适用于农业帝国，指守成帝国边境外侧的地理阻隔区域。波斯帝国未能征服的马其顿，因山地地形免受直接统治，却能借此屏障积蓄力量，最终吞并波斯；阿拉伯半岛的沙漠环境使罗马、波斯等帝国望而却步，却为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提供了天然庇护。这些区域的地理阻隔，一方面保护了边缘民族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其突破屏障后能直面守成帝国的平原腹地，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同时，地理阻隔造就的民族与文明断层，使边缘群体更具凝聚力与学习能力，既能吸纳帝国先进技术，又能保持自身战斗力，成为挑战旧帝国的核心力量。
姻边缘地带是殖民帝国的崛起特征，新老帝国间存在共同历史渊源或王室联姻关系。葡萄牙与西班牙同属伊比利亚半岛，曾长期处于同一统治体系；荷兰曾是西班牙领土，英国则与荷兰通过“光荣革命”形成共主联盟。这种“姻缘”关系促进了技术、文化的传承，葡萄牙的航海技术为西班牙所借鉴，荷兰的金融制度则被英国吸纳。西欧平原为主、良港众多但河流短小的地理特点，使得殖民帝国只能沿大西洋岸线由南向北变迁，最终因本土市场受限，将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
洋边缘地带标志着工商帝国的兴起，新老帝国相隔海洋却依旧延续边缘崛起规律。英国作为荷兰的洋边缘地带，凭借更长的海岸线与更广阔的辐射范围，承接了殖民帝国的势力转移；美国则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双重庇护下，成为英国的继任者。蒸汽轮船与火车的发明解决了跨洋运输的成本与安全问题，使隔洋传承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工商帝国争夺的核心从领土转向市场，战争已不再是权力交接的必然手段，荷兰与英国（光荣革命）、英国与美国均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了霸权过渡。
三、中介性帝国
世界性帝国的更迭并非直线推进，而是呈现“中心性帝国—中介性帝国—中心性帝国”的交替循环。中介性帝国疆域更小、实力较弱，但在地理、文化、贸易等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过渡作用，成为连接前后两大中心性帝国的关键纽带。
地理中介是中介性帝国的基础功能。马其顿帝国地处希腊与波斯之间，兼具大陆与海洋文明特征，为波斯帝国向罗马帝国的变迁提供了地理过渡；葡萄牙位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交汇处，成为帝国从内陆向海洋转型的试验场；荷兰则凭借河海交汇的区位，搭建起欧洲大陆与全球市场的桥梁。这些国家的地理特殊性，使其成为帝国势力转移的“中转站”，在试验新的统治模式与发展路径后，为下一个中心性帝国的崛起铺平道路。
文化中介体现为文明的融合与传播。马其顿帝国通过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与波斯文明深度交融，推动东西方文明的首次大规模碰撞；葡萄牙吸纳罗马、阿拉伯等多元文化，形成开放进取的航海文化，为大航海时代奠定思想基础；荷兰则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各种新教思潮在此激荡，孕育出“自由自治”的精神，其创立的东印度公司、股票交易所等制度，被英国、美国继承发扬，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贸易中介是中介性帝国的核心价值。马其顿整合了地中海海洋贸易与波斯陆地贸易网络；葡萄牙成为东方香料、非洲黄金的集散中心，连接欧洲与亚非大陆；荷兰则垄断了欧洲的运输业，将原材料加工后销往全球。但由于国土狭小、市场有限，这些帝国的贸易优势难以长期维持，最终将贸易主导权让渡给领土更广阔、市场更庞大的中心性帝国，完成其中介使命。
四、更大的领土和市场
保罗・肯尼迪指出，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而推动这一转移的核心是领土与市场规模。从波斯帝国到大英帝国，除中介性帝国外，世界性帝国的疆域与市场规模总体呈扩大趋势，这一规律贯穿农业、殖民、工商三个时代。
农业帝国时代，土地与人口是财富的核心载体。波斯帝国通过征服周边部落与国家，将疆域拓展至 695 万平方千米，成为首个横跨亚欧非的帝国；罗马帝国将地中海纳入版图，总面积达 750 万平方千米（含地中海面积），通过内海航运实现资源调配；阿拉伯帝国凭借“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激发组织动员能力，疆域一度达到 1340 万平方千米。这一时期，帝国扩张的直接目的是获取更多耕地与人口，通过税收与贡赋积累财富，支撑军事与统治开支。
殖民帝国时代，殖民地成为市场与资源的延伸。西班牙通过殖民美洲、非洲与亚洲，国土面积达 3151 万平方千米，仅波多西银矿就为其带来巨额财富，跨大西洋贸易额在百年间增长近 20 倍；英国虽起步较晚，但通过两次殖民扩张浪潮，统治了相当于本土 91 倍的土地，将 3.72 亿人口纳入殖民体系。与农业帝国不同，殖民帝国的扩张以掠夺原材料、开拓商品市场为核心，金银货币的全球化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关键支撑，使殖民地的财富能直接转化为帝国势力。
工商帝国时代，市场统治力取代领土占领成为核心目标。英国工业革命后，自由贸易政策取代殖民掠夺，商品输出成为财富主要来源，其制成品贸易占全球 2/5 的份额；美国凭借内战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1913 年的能源消费量相当于欧洲五大国总和；当今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依托欧亚大陆一体化趋势，形成了难以替代的市场优势。这一时期，帝国的竞争不再是领土的直接争夺，而是通过技术革新、贸易规则制定等方式，掌控全球市场的主导权。
五、帝国变迁闭环
在生产、地理、文化三大势力的共同作用下，世界性帝国的变迁遵循“成本洼地—边缘崛起—中介过渡—市场扩张”的逻辑，最终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闭环。这一闭环并非偶然，而是地球地理条件、发展趋势与人性欲望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条件是闭环形成的基础。亚欧大陆中部的青藏高原、中亚沙漠，以及南亚印度河大沙漠等天然屏障，使古代东西方帝国难以直接渗透，形成了西亚欧洲与中国两大文明体系的独立发展。但地球的圆形结构与海洋的连通性，为人类绕开陆地阻隔提供了可能。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欧洲人通过海洋抵达东方，打破了地理分割，帝国变迁的脚步从地中海延伸至大西洋、太平洋，最终形成全球范围的循环。
发展趋势推动闭环走向成熟。人类对更低运输成本的追求，使交通方式从陆地转向海洋，海洋运输的大规模、低成本特性支撑了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而对更大市场的永恒追求，促使帝国势力不断向边缘拓展，从波斯到罗马，从英国到美国，再到当今的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与地理范围的延伸形成良性互动，最终使帝国变迁覆盖全球。
人性欲望是闭环形成的内在动力。对财富的渴望推动葡萄牙开启大航海时代，对信仰的传播助力阿拉伯帝国扩张，对自由与发展的追求则激发了工业革命与市场革新。这些欲望驱动着人类不断突破地理与认知的边界，使帝国变迁的脚步从亚欧大陆西部出发，绕地球一周后，最终指向作为东方文明核心的中国，并最终在此终结。
从波斯帝国到美国，世界性帝国的变迁已完成近乎完整的地理闭环。由于中国原本就是帝国闭环上最大的统一市场，是世界生产和贸易的成本洼地，中国的崛起无需通过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从而结束了国强必霸的历史，成为传统帝国的终结者。中国作为这一闭环的最终节点，既继承了农业帝国的领土根基、殖民帝国的海洋视野，又发展了工商帝国的市场优势，更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这一闭环的形成，不仅标志着世界性帝国霸权的终结，更意味着人类文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再是帝国间的更迭与争夺，而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发展。帝国变迁的规律清晰表明，这并非宿命论的循环，而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在成本、市场、文明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断走向更高层次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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