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占据着“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强调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展望“十五五”，就如何全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持续优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效能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PART.0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全局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与战略基石，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态势与内在“成色”。将农业农村发展置于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分把握其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结构性支撑关系，并将其作为一项贯穿始终的历史任务与战略工程予以推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农业农村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均以解决“三农”领域的核心矛盾为突破口，通过分阶段、有重点的战略部署补齐短板，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整体跃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这是其关键“成色”所在。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7%，这意味着农村仍然承载着约33%，即超过4.6亿的人口，而我国绝大多数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仍主要分布在这部分农村人口中。因此，要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成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色”将起决定性作用。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农业农村现代化堪称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毛学峰认为，所谓“成色”，核心在于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标尺，不能只看繁华都市的高度，更要看广袤乡村的“美度”。只有补齐农业农村这块短板，实质性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民与市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收入水平上的并轨，才能真正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宣国提出，一方面，农业农村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其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整体进度；另一方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保障国家发展安全的战略基石。只有筑牢农业根基、激活农村发展动能，才能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全局稳定与战略主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唐丽霞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并行、协调共进的现代化。近年来，国家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农业强国战略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三农”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基于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必须继续将“三农”工作置于优先位置，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PART.02
切实提升农业质量效益
随着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总量平衡，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过去的数量短缺，转向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足。如何在“量”的坚实基础上实现“质”的系统性跃升，是“十五五”期间“三农”工作必须攻克的重要命题。唐丽霞表示，“十五五”期间的核心任务是在强大的“数量底盘”之上，全力打造农业的“质量引擎”。这标志着中国农业将告别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开启一个以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聚焦产业体系重构的微观基础与动力转换，经营主体培育与新质生产力赋能成为核心路径。毛学峰提出，在动力机制层面，要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通过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数字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深度应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让农业从“靠天吃饭”更多转向“靠技术吃饭”；在价值实现层面，要推动农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实现价值链的跃升，同时强化品牌建设，实现品牌溢价，让农业不仅产出农产品，更产出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
结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农情，产业协同与要素优化配置是关键着力点。徐宣国表示，高质量推进农业发展是“十五五”期间的核心任务之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实现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创新协同。要强化基础支撑，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农业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产能、质量、效益的协同提升。
着眼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全产业链拓展是重要方向。黄祖辉提出，走出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关键。要重视全要素优化配置和集成创新，发展高质量的农业生产力。同时，要拓宽农业发展视野，重视农业全产业链和多功能性的拓展，将农业建成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又能带动广大农民增收的现代化大产业。李国祥提到，在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中，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农民增收、夯实农村发展基础的关键路径，构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支撑。
PART.03
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水平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村容整洁”，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生态宜居”，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国乡村建设政策目标的演进，折射出对农村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
《建议》提出“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十五五”时期的乡村建设划定了清晰坐标。立足发展阶段转换与目标升级，李国祥提出，新阶段的核心任务正转向农村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发展导向从侧重于“发展农业”“保障农民”，进一步扩展到“赋能农村”。
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和动员令，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必然要求。黄祖辉提出，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和条件，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生态优先，牢牢守护自然生态这一现代生活的本底。必须持续推进“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必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文化乡村、和美乡村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最后，必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使农村居民能平等分享基本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毛学峰认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关键在于顺应人口流动规律，坚持科学研判、分类施策、以人为本。要科学研判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演变趋势，对人口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村庄采取差异化支持策略。构建“县域—中心镇—一般乡镇—中心村—自然村落”梯次分布、功能互补的空间格局。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乡风文明，全面提升乡村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关注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乡村“生活革命”，让留守和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具备现代标准的生活条件。
唐丽霞提出，农村作为“三农”发展的核心场域，其现代化已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仅是政策演进的水到渠成，更构成了一个具体、可衡量、可感知的发展目标，将有效牵引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业产业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下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指明了务实而清晰的行动方向。
PART.04
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是推动“三农”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核心矛盾与目标任务的深刻转换，政策实施的环境与需求也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建议》强调“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这要求政策体系必须从传统的、相对单一化和普惠式的模式，向更加精准化、协同化、可持续化的现代政策体系转型。
从政策体系演进的整体逻辑出发，多元工具协同与深度赋能成为核心优化方向。李国祥认为，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经过长期实践，已形成相对成型且稳定的政策框架与工具体系。当前政策优化的核心方向，正从单一政策工具的推广与应用，转向多元政策手段的优化组合与协同发力，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政策的综合效能与靶向性，通过政策效能的最大化发挥，为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展望“十五五”，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应更加注重系统性、精准性和改革性突破。黄祖辉提出，继续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进一步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效能。“十五五”期间，政策发力的重点需在长效防返贫、带动小农户发展、区域协调、共同富裕导向的产业、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力度和寻求突破。此外，应重点提高针对农民的养老保障金水平，切实解决农村养老这一民生关切。毛学峰建议，政策导向应从“重物”如基础设施，更多向“重人”如农民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居环境倾斜，聚焦提升民生福祉；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全方位提升农产品质量与农业产业层级，在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政策应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绿色生态农业流动；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点突破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市民化难题，这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根本途径；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让沉睡的农村资产变成农民增收的活水源头。
徐宣国认为，政策导向应力求实现从“普惠式”向“精准化”转变，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群体的需求精准施策；从“单一化”向“协同化”转变，加强财政、金融、保险、土地等政策的配套衔接，破解政策碎片化问题，形成叠加效应；从“外源式或内源式单一发展”向“新内源式发展”转变，更加注重培育乡村自身的人才、产业和治理等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的协同发力。
结合“十四五”与“十五五”的政策衔接逻辑，“增效能”成为核心政策导向。唐丽霞分析，“十四五”期间的政策重点主要是“巩固基础”，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巩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巩固农民收入增长势头等。进入“十五五”时期，政策将更多转向“增效能”。未来政策需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更加充分地发挥科技在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强调乡村建设，以更高的标准、更系统的规划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在财政、土地、金融等多种要素上加大对乡村投入的倾斜力度；更加强调完善和建立联农带农机制，确保产业发展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特别是小农户。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当农业根基愈发牢固、乡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活红红火火之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图景必将因这浓墨重彩的乡村篇章而更加完整、更加动人。
本报记者 张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