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早春，天津茶淀农场的土路边刚冒出第一撮新绿。五十六岁的老技术员施有为拿着一束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野花，站在女工宿舍门口踱来踱去。屋里的人已经听见动静，却迟迟没有开门。
施有为等的人叫金默玉。此刻，她把手伸进棉大衣口袋，握着那封写给自己的纸条——农场小卖部伙计递来的，上面只有寥寥几字：今午后想跟你谈件大事。她大约猜到对方的心思，却更担心自己的身世再一次成为别人的惊叹号。
门终于打开。对面那位种植能手还没来得及张嘴，金默玉便爽利地说了四句——“我身体并不好，我无财无产，我想要单间房，再有，我是清朝格格，我姐姐是川岛芳子。”短短三十字，像几把利刃，一股脑插在空气里。施有为愣了两秒，苦笑着回了一句：“我早知道。”
那句“早知道”让金默玉想起五十五年的颠沛。她1918年生于旅顺肃王府，高墙深院未能挡住时代风雨。父亲肃亲王善耆去世时，她才四岁；一个月后，母亲也溘然长逝。大哥显荣与三姐显珊把年幼的妹妹带在身边，从北京到旅顺，又送往日本寄宿，换过三户人家，档案里写的是“寄养”，日子里却是寄人篱下的尴尬。
十四岁那年，她第一次听人当面提起“川岛芳子”这个名字——那个总穿男装、开汽车、说一口夸张东京腔的女子，居然是自己的亲姐姐。更刺耳的是“日本间谍”四个字。金默玉读完高女校，决意回北平自谋生路，再不靠任何王府遗产。王府的紫檀沙发、大幅油画和旧铜炉，被她一件件卖掉换成伙食费和孩子们的学费。朋友笑她“败家”，她只淡淡一句：活下去最重要。
抗战胜利后，北京城里风声鹤唳。1948年秋，大哥逃往香港，四个侄儿女和一位年迈保姆被托付给她。家里剩下一百块法币，外加满屋空板壁。为糊口，金默玉在王府井弄了家“益康家庭食堂”，天天围裙油烟，中午忙到连喝水都顾不上。没想到，几碗担担面竟然救活了整个家。
1956年，她考进北京编译社，当了日文译员。本以为从此可以和油盐酱醋说再见，不曾想1958年又遇巨变。一个风雪夜，她被押上吉普车，原因只有一句：审查需要。直到1964年宣判时，她还不明白“牵连”二字究竟牵了谁。十五年铁窗，金默玉靠翻旧报、背英文词典熬过漫漫长夜。她常跟同囚轻声说：“坐牢也得活得像个人。”
刑满那天是1973年1月。组织安排她去茶淀农场改造身体。腰椎旧伤在冬夜疼得钻心，她咬牙挑着粪桶，谁喊累，她就笑：“没事，格格也得出力气。”施有为就是在这时候注意到她的。男人朴实寡言，手里却有一套绝活：嫁接、配肥、测酸碱，一样不落。当他鼓起勇气求婚，被那四句话挡了回去，却依旧没有退缩，他说：“我也是穷出身，咱俩门当户对。”一句玩笑，把紧张气氛拆了个干净。
婚事定下，农场分了间小屋。夏天，房檐下能听见雨声打瓦；冬天，俩人合盖一床旧军被。虽清贫，却再没人翻她的出身老账。那一年，她五十五岁，第一次过上心安的日子。
1979年，她抄好一封信，寄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同志收”，信里请求准许她发挥外语所长。出乎意料，批示很快下来：政策性问题一并解决，原编译社工龄承认。接着，北京文史研究馆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住房、津贴、医疗连带解决。那晚她对丈夫说：“我终于是正经公民了。”
政策平反之后，金默玉一口气做了三件事。先赴日本访问，把积压在心里的恩怨与友谊重新排了顺序；接着，把多年积蓄与捐款凑成办学基金；最终，在廊坊成立“爱心日语学校”，专收七到十二岁儿童，学费低得让同业摇头。她常对学生讲：“出身不能选，道路能选。”这句话听着像名言，其实是她在寒舍灯下磨出的血泡。
1996年开学典礼那天，施有为坐在台下，抬头看妻子在讲台上用流利日语向来宾致谢。掌声落下，他悄悄拍拍腿上的泥点子，心里琢磨：当年那四句“实话实说”，换来今天的从容，值！
2014年夏，金默玉因心脏病猝然离世，享年九十五岁。茶淀农场老同事赶到告别，带来一袋刚炒的新茶。施有为把茶叶放在灵前，说不出话，只低头摆正那张发黄的婚照——照片里，金默玉穿旧呢子大衣，笑得像风里的一枝白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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