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初春的一个傍晚 台北民生东路的邮筒旁站着位白发老太太 她抬手把一封写满思念的信投入投递口 神情既激动又不安 因为那是寄往北方哈尔滨的家书 她就是毕丽娜
谁也想不到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曾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哈尔滨城里最受宠爱的千金 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她从没体验过饥寒交迫 母亲李梦白经营商铺 家境宽裕 娇生惯养让小姑娘在绘画里寻找乐趣 天资不凡的她十二岁即被送往北平 拜在徐悲鸿门下 画里总有凛冽的北国雪色
一九四九年 春风未至 华北硝烟犹在 街头巷尾仍回荡着胜利的号角 十七岁的毕丽娜却被命运推向漂泊 随撤离潮水般挤进南下的列车 上海停留几日后转舵东渡台北 那条并不长的海峡 成了此生最长的别离
在电台当播报员期间 她的普通话里仍带北方味儿 温软韵味加上亮丽外形 很快成了台北街头的小名人 那天穿着翠绿旗袍去寄信 半路被快门声惊到 她回眸瞪眼 蹩脚的中文里响起一句“抱歉小姐” 说话的是美籍青年费伟德 刚随篮球队来比赛
起初是礼貌的道歉 后来是没完没了的情书 费伟德对东方文化着了迷 逛故宫看京戏学汉字 彼时的台北弥漫着离散的愁绪 两个年轻人的好奇与浪漫成了最鲜亮的底色 婚礼简单 却足够郑重 婚后第二年 一九六〇年 他们迎来混血长子 取名Nicholas John 英文名先行 中文名依父家乡“费”字辈取作费翔
儿子出生 打开了人生新篇章 只可惜幸福从不肯停留太久 文化观念的差异 婚姻的磨合 漫长的孤岛岁月 让夫妻俩的缝隙越来越大 费伟德向朋友叹气 说自己“猜不透东方女性的沉默” 二十多年后 这段跨国婚姻以温和的方式画上句点
离婚的消息还没在街坊间传开 又一场打击逼近 毕丽娜与前夫所生的长女 不幸查出恶性肿瘤 仅仅几年便撒手人寰 白发人送黑发人 冰冷病房里回荡着母亲低低的叹息 在那段灰暗日子里 读斯坦福戏剧的费翔常为母亲熬粥 推着轮椅送她去阳台透气 毕丽娜微笑叮嘱 儿子 你的剧本不用改 生活总要演下去
有意思的是 失去女儿的痛楚并没有摧毁她 反倒让她的背脊更加挺拔 她开始重新提笔 在小小公寓里画北平明城墙 画家乡冬雪 画那片四十年未归的松花江平原 这些画后来在纽约办过小型义展 收益全部捐给儿童癌症基金会
同年早秋 一封北方来信闯入母子二人的世界 信封纸已发黄 字迹却齐整有力 李梦白在信中只写了八个字 “女儿可安 吾心便安” 毕丽娜握信哽咽 良久无言 费翔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大陆还有位满头银发却仍爱穿旗袍的姥姥
“妈 咱们回去吧”费翔望着母亲小声提议 声音极轻 却掷地有声 毕丽娜沉默许久 终究点头 这一次她不再是被时代裹挟 而是主动上路 一九八三年冬夜 母女在哈尔滨老宅门前重逢 门扉轻启那一刻 彼此的白发都在颤抖 李梦白颤声问 “小丽真是你吗” 这句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问候 让屋檐的冰凌都跟着落泪
而后发生的事 全国观众都在一台春晚上亲眼见证 费翔唱完故乡的云 走向观众席轻拥老母与外婆 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都记住了那张泪痕未干却又骄傲洋溢的年轻面孔 这一夜 他成了女工宿舍里的偶像 也成了八十年代最响亮的名字
人们却少有人注意到 在掌声与镁光灯后 是母亲执拗的坚持 她给了儿子一口纯正北京话 给了他对舞台的痴迷 也给了他关于祖国的漫长乡愁 否则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青年未必会义无反顾北上寻根
“不要给我买太大的房子 我住不惯” 二〇〇一年 在上海衡山路看房时 毕丽娜突然这样对费翔说 她说喜欢小一点的屋子 好让记忆里旧式四合院的味道不至于消散 儿子只得陪着她在丁香花盛开的弄堂里挑了套民国建筑 老木窗 厚石阶 她满意得很
高中同学来串门 见她银丝盘髻 泼墨挥毫 眼神依旧清亮 忍不住感叹：“八十多岁的人怎像六十岁？” 毕丽娜笑而不答 拾起笔蘸墨 在宣纸上写道“归来仍是少年” 这五个字凝住了她六十年的颠簸 也写在她余生的晨光里
费翔如今六十二岁 仍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唱歌拍戏 当记者问他为何至今单身 他答得轻描淡写 “或许我的生命里没有这一章节” 却从未忘记补上一句 “妈妈支持我就好” 这简单的回应里 藏着母子两代人对选择的坦然
时光掠过 故乡的白桦林早已换了新芽 旧事尘埃落定 曾经的广播员 画家 妻子 母亲 悲恸的送别者 归国的游子 毕丽娜用九十一载春秋诠释了坚韧 她坐在上海的老式阳台上 迎风晒画 阳光落在银发与宣纸间 看似寻常 却是漫长漂泊后的最好归宿
谁若经过那条植满梧桐的弄堂 闻见窗内一缕墨香 也许会听见她平静的自语：“人生像画 一笔下错 还能再添景色” 优博的笑声随风传出 满载着劫后余生的坦荡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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