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1日傍晚，天安门城楼外传来嘹亮的号子，“再往上一点，停！”钢索绷直，第一枚金属国徽缓缓就位。人们的目光里闪着泪光，却很少有人知道，两年前那场关于一圈稻麦的讨论才真正决定了它的模样。
时间拨回到1949年7月，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向社会征集国徽方案。短短数周，上千幅作品送到北京饭店临时办公室，文件袋在地板上摞成了小山。负责筛选的马叙伦把稿纸翻得“沙沙”作响，皱着眉头嘟囔：“漂亮是漂亮，可就是像极了东欧那一套。”征集结果不理想，九月将至，天安门上还空荡荡，谁都心里打鼓。
9月中旬，张仃、钟灵先后被请到北平。他们给出的草案，用齿轮、嘉禾、地球仪拼出“工人农民+世界大同”的组合，理念到位，味道却不够中国。草图送到西苑大礼堂，周恩来看了半晌，只说一句：“元素全有，可少了灵魂。”会议室里一阵沉默，落地钟滴答作响。
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接到电话，请他们担任清华小组负责人。电话那端的人话音刚落，林徽因就轻轻咳嗽，失血性贫弱让她声音发虚。可她没多犹豫，只对梁思成说：“咱们试试。”这对夫妻已经在战火中辗转十多年，病痛缠身，却对任何能为新政权出力的工作毫不回避。
1949年10月23日，清华小组递交第一稿。林徽因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化作主体，外圈以玉璧托底，象征“天下一统”。梁思成补充一句：“璧，既是古器，也是团圆。”审读人员觉得耳目一新，但仍嫌构图单调，方案因此暂缓。
进入1950年春，清华与中央美院团队被周恩来合并，统一驻在北海公园琼华岛南侧的一排平房。张仃把天安门剪影嵌进中心；而林徽因坚守五星、玉璧之意。桌上摊开的底稿越来越厚，外头的湖面却依旧冰封。晚上十点，屋里油灯跳动，设计师们争到嗓子嘶哑也不服输。
3月上旬，担任总协调人的周恩来来到工作间。他看完最新一轮修改稿，慢悠悠问：“咱们的老百姓在哪儿？”一句话让众人怔住。随后他提出：在外环加稻穗、麦穗。话音刚落，林徽因眼睛仿佛点亮了一盏灯。南稻北麦包围中央图案，既呼应农业立国，也暗合南北一体。张仃连连点头：“这下子，中国味儿出来了。”
4月，最新版图案定形：五星与天安门同处中央，齿轮在底，稻麦相拥。颜色上采大赤与金黄，既庄重又醒目。林徽因反复校对比例，哪怕咳得肩膀抖动也不肯放下曲尺。梁思成担心她身体，只劝了一句：“休息一刻吧？”她笑着摇头：“这回要一次到位。”
6月23日下午4点，中南海华仁堂座无虚席。一纸“国徽方案说明”递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微颔首，右手一挥：“表决吧。”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会后，周恩来特意来到清华工作间，他对林徽因说：“这圈稻麦，你们画得好。”林徽因轻轻答：“稻麦是人民的日子，国徽离不开人民。”
定稿之后，还有制作难题。梁思成邀请雕塑家高庄负责铸造。高庄提出立体转译时天安门比例会变形，必须微调。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从实际出发，宜粗不宜细。”于是模型反复修改，最后在首钢浇铸成功。涂漆、镀金、打磨，全程仅用五十多天，可人人都透支了体力。
同年9月，新国徽样品运到中南海展示。林徽因被医生严令卧床，但她还是让人扶着走进会议室。金色的齿轮在灯光下闪耀，她抬头静静看了许久，仿佛要把所有纹路刻进记忆。那天夜里，她对身边的护理员说：“总算赶上了。”语气极轻，却带着满足。
1951年劳动节，悬挂仪式开始。张仃、钟灵站在人群里，握着安全帽激动到说不出话。清华小组成员多数在医院陪护林徽因，收音机里传来的欢呼瞬间让病房热闹起来。林徽因听见外面礼炮声，轻轻闭上眼，鼻尖微微发红。她没要求任何褒奖，只关心那面国徽在风里是否稳固。
林徽因再没有机会走到城楼下。1955年4月1日凌晨，她因病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整理她的遗物，发现那只常用的速写本最后一页，仍旧画的是稻穗和麦穗，铅笔线条已因翻阅而模糊。那一圈谷物，承载了她对土地与人民最朴素的牵挂，也让国徽带上浓浓的生活气息。
如今回看整个过程，方案推翻了十余次，参与者递交草稿三百多张，手绘小稿更是数以千计。每一次争论、每一次折返，都是对“何为中国”这一核心问题的求索。麦穗稻穗成为最终答案，不只是视觉点缀，它提醒后人，国家的根脉在田畴，在炊烟，也在那段共患难、同呼吸的激情岁月里。
天安门城楼上的红色旋涡日夜翻飞，金色国徽纹丝不动。五颗星照耀天安门，齿轮联结稻麦，那一圈圆环将土地、工人、人民紧紧扣在一起。人们抬头看到的，不只是金属与颜料，而是一代人在烽火、病痛与劳累中打磨出的信念：人民第一，团结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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