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今儿咱们聊一段往事。这事儿听着像戏，可它真真儿地发生过，里头的人，一会儿像角儿，一会儿像提线木偶。1935年春天，有那么二十几天，全日本好像都围着一个中国人转——这人就是咱们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您要问，他一个“满洲国”的“皇帝”，跑日本去干嘛？场面大不大？我告诉您，那场面，大到邪乎。可这风光的背后，那滋味儿，只有溥仪自己心里最清楚。后来他自己写，那是一场“巴结”，一场“戏”，演完了，才咂摸出满嘴的苦和涩。
1935年4月2号，长春，那会儿叫“新京”。天刚蒙蒙亮，火车站就忙活开了。溥仪要动身了。他穿着特制的礼服，站在专列前头，站台上，伪满的大臣们一个个垂手肃立，那恭敬劲儿，比当年在紫禁城里也不差。火车汽笛一响，缓缓开动，溥仪看着窗外送行的人影越来越小，心里头那叫一个复杂。他后来回忆，觉得这是以“皇帝”之尊，去“友邦”进行国事访问，是件露脸的大事。他那个复辟大清、重坐龙廷的梦，虽然被日本人按着一直没实现，但此刻这前呼后拥的排场，是不是也算一种安慰？一种向梦想迂回靠近的姿态？他说不准，但心里的期待和些许虚飘的得意，怕是有的。
这趟“访问”，从头到尾，都是关东军一手编排的。先去大连，换船。日本那边早就候着了，派来的不是普通的客轮，是“比睿号”战列舰，真正的军舰，还配了几艘驱逐舰护航。这意思就深了：一来是显示极高的“礼遇”，二来，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示威？溥仪登上“比睿号”，换上一身笔挺的“满洲国海军大元帅服”。甲板上，礼炮咚咚咚放了二十一响，专为他设计的“皇帝旗”升到主桅杆顶，海风猎猎地吹。这阵仗，溥仪前半辈子也没经过几回。他站在那儿，面朝大海，心里头那股子虚火，可能又被海风吹得旺了几分。他觉着，自己好像真的又是个“人物”了。
船在大海上走，戏就在船上开演。4月3号，正赶上日本的“神武天皇祭”。溥仪被请到甲板，面朝东方，恭恭敬敬地行“遥拜之礼”。一个中国的皇帝，哪怕是个傀儡皇帝，在海上对着日本神话里的开国天皇遥拜，这画面，您品，您细品。溥仪做了，做得一丝不苟。他不仅拜了，还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海平似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诗是工整的，情怀听起来也挺“宏大”。可这“携手”，谁的手在上，谁的手在下？这“东方”，又准备由谁来“永固”？他当时未必深想，或者说，不愿意深想。
4月6号，船到横滨。嚯，那欢迎的场面，更是了得。天上，上百架飞机编队呼啸掠过；码头，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代表天皇亲自登舰迎接。等坐专列到了东京站，高潮来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就站在月台上等着他呢！这待遇，在当时的日本外交史上，绝对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这段，语气挺平淡：“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可在他那些没公开的手稿里，那股子屈辱和后怕就渗出来了。他后来说，自己那些天的表现，是“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接下来十来天，溥仪就像被放进了一个精心打造的梦幻泡影里。他坐上了装饰着菊花皇室纹章的敞篷马车，住进了裕仁当皇太子时住的赤坂离宫——那是真正的“东宫”。他拜见天皇和皇后，接受日本最高等级的“大勋位菊花章”；他去参拜明治神宫，向日本的“军神”致敬；他还去了一个地方——靖国神社。那里头供着的，很多是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最后被击毙的日本兵。溥仪去了，还鞠躬了。这事儿今天想来，简直像一根刺扎在民族记忆里。可当时的溥仪，只觉得这是日方安排的、必须完成的“礼节”。他就像一个最高级的演员，穿着华美的戏服，在东京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照着关东军给的剧本，一板一眼地演着“日满亲善”的大戏。
他去代代木练兵场，和裕仁并排骑马，检阅日本近卫师团。看着那些装备精良、杀气腾腾的士兵，他不由得赞叹“日本军人精神，十分健旺”。这话，是说给日本人听的，但会不会也有几分是说给自己那颗不安的心听的？他去陆军医院，慰问那些在中国战场上负伤的日本兵，看着缺胳膊少腿的侵略者，他得送上“关怀”。他还去见了裕仁的母亲，贞明皇太后。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话说的特别温情：“皇帝陛下返回满洲后，此间每见日落，就会想起陛下来访之事啊。”溥仪立刻接上：“此后每见旭日东升，定会追忆天皇、皇后两陛下及皇太后陛下之厚望。”这对话，听着多么“母慈子孝”，多么“亲如一家”。可溥仪晚年回忆时戳破了这层温情：“坦白地说，那也还是为了巴结。”
热闹总有散场的时候。访日快结束了，秩父宫代表裕仁来送行，话说的很直白：“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溥仪答得更“恳切”：“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这话，听着像是表决心，实际上，是把自己最后的退路也堵上了。
戏台子上的锣鼓停了，但戏码还没完。人还没离开日本呢，伪满的实权人物、总务长官远藤柳作就来“提醒”了：陛下回国之后，得发一个“诏书”，感谢日本的盛情，并且要把这个精神，告诉“全国人民”。果然，溥仪前脚刚踏回长春的土地，后脚“总理”郑孝胥就把诏书的草稿捧上来了。这还不算完，那个像影子一样盯着溥仪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特意跑来“指点”：陛下，您要是能亲笔在这诏书里添上“依赖不渝”、“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一德一心”这些话，那这份诏书的分量，可就大不一样了！
溥仪，照做了。1935年5月2日，那份臭名昭著的《回銮训民诏书》颁布天下。“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这句话，像一道最结实的锁链，把他“儿皇帝”的傀儡身份，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也死死地锁定了。他后来想起这事，悔恨交加，说那是日寇示意、汉奸起草、自己亲手增改的“妖符魔咒”，是用来毒害东北同胞的。
所以，您看这场历时二十多天的“亲善访问”，从头到尾是什么？是一场盛大的、精心策划的精神绑架仪式。日本人用前所未有的超高规格礼遇，给溥仪造了一个“皇帝尊荣”的幻梦，把他捧得晕晕乎乎；同时，又在每一个环节，悄无声息地给他套上枷锁，从遥拜神武天皇，到参拜靖国神社，再到亲手写下“精神一体”，一步步地，把他从形式到精神，都牢牢捆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
溥仪自己呢？他一开始或许还存着些借力打力、光复旧物的幻想，或许在那盛大的欢迎里真的找到了一些虚幻的满足。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最光鲜、也最可悲的提线木偶。他后来的忏悔是真诚的，他说自己“为了巴结”，“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这份忏悔，正是因为他最终看清了，那场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访日之旅，本质是一场为他量身定做的精神臣服礼。他所得到的一切表面尊荣，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那就是他必须彻底交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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