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得往回拨十几年。
表面上是谈卢梭，实际上暗含的是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鲁迅不客气，梁实秋也不退让。1928年3月，梁实秋在《时事新报》上回了一篇《关于卢梭——答郁达夫先生》，算是第一次正面还击。
真正的交锋，从1928年开始。
那年，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回来没几年，和徐志摩、闻一多在北平办了《新月》月刊。
鲁迅不是会视而不见的人。他的回应直接刺向梁实秋立论的根。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这场持续了八年的论战，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北平陷落，梁实秋接到风声，知道自己被敌伪机构列入了侦缉名单。他匆忙搭上火车南下天津，又辗转去了南京。那时的南京已经多次遭受轰炸，政府机关忙着迁移，梁实秋在混乱中很难找到明确的位置。
教育部给他发了两百元生活费和一张船票，让他先往长沙"候命"。这份安排，既有点照顾名士的意味，也隐含着一种暧昧：他不是核心人物，却又不至于被完全忽视。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这个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实权，却是抗战时期"各界代表"的象征平台。经民社党主席提名，梁实秋当选为参政员。那一届参政会里，毛泽东、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同样在列，国共双方在这里维持着表面的团结与协商。
参政会之后，《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梁实秋出任副刊主编。他的一篇《编者的话》，很快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1938年冬月，复刊号上，梁实秋写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1940年初，身居重庆北碚的梁实秋接到通知：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当时的国民参政会组织了这支视察团，计划用两个月时间前往华北前线，巡视部队、慰问将士。梁实秋被列为团员之一，一开始并不怎么想去，是在秘书长劝说下，觉得自己抗战以来一直待在后方，多少有些愧疚，这才答应随团出发。
慰劳团一路辗转，最终在1940年初抵达西安。按预定安排，西安视察之后，就要北上延安访问。
对于延安，梁实秋颇有兴趣。在友人讲述中，延安是个"没有官僚气"的地方，老百姓可以直接和干部说话，这样的情形在国统区很难看到。他想亲眼看看，究竟是不是那回事。
慰劳团通过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延安方面发去访问请求，等待回复。几天后，经重庆转来毛泽东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
这种点名方式，在当时极少见。毛泽东在统战政策上向来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地方势力，只要有合作空间，一般都会尽力拉拢。为何偏偏要在电报里单独把梁实秋拎出来？
不过，只从个人恩怨角度去理解，就未免简单。那几年里，国共关系已经从合作渐渐滑向对立。1939年至1940年间，蒋介石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对中共军队实施军事和政治压迫。慰劳视察团这种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象征"，在国民政府操作之下，往往被用作塑造舆论、配合其对中共施压的工具。
据当时一些回忆，梁实秋对这封电报颇觉难堪，情绪上难免郁闷。他后来倾向于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对他"私人成见"的表现。但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其实偏了。延安方面拒绝的，不只是某个个体，而是慰劳团背后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这种前提下，对慰劳团保持距离，甚至以点名拒绝的方式亮出立场，既是在表明态度，也是在提醒国民党方面：延安不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展示窗口"。
慰劳团成员最后决定放弃延安之行，转而前往咸阳参观"劳动营"。表面上，这是为照顾梁实秋的面子，避免一个团员在行程中被单独"拒之门外"；深层看，也是缘于双方政治气氛的恶化，让这类象征性访问难以真正落实。
从结果来看，梁实秋这次"延安未行"的插曲，更大程度上是国共关系紧张下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在电报中用"小米饭、高粱酒"这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说法，态度其实很坚决：接待，可以；政治上不信任的人，不在其列。
1942年5月，延安。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整天都在认真听取与会者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
5月23日，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是大会发言，然后是朱德讲话，在朱德讲完后，毛泽东为会议作结论。
1949年，在那个人生与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梁实秋选择了去台湾。这一选择，使他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不仅在学术上继续取得成就，而且能够家庭幸福，福寿双全。1967年，他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成为中国翻译莎翁全集第一人。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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