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是毛主席的学生。”

这句话从郭沫若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在场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你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场面话,或者下级对上级的客套,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翻开档案你会发现,郭沫若生于一八九二年,比毛泽东还要大上一岁。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坛,郭沫若早就已经是受万千青年追捧的“文学之神”,而那时的主席,还在田间地头搞农运,两人的身份地位在那时看来,简直是云泥之别。

一个在文坛呼风唤雨的大才子,为什么心甘情愿在一个“师范生”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甚至在晚年还以“学生”自居?

答案并不在那些宏大的史料里,而是藏在毛主席遗物清单中,那一块被戴到磨损、表蒙都裂过纹的欧米茄手表里。

那块表不会说话,但它记录下的时间,却比任何文字都要滚烫。

02

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二六年的广州,那是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的年份。

那时的广州,既是革命的中心,也是各种势力暗流涌动的修罗场,国共两党的合作表面上一团和气,底下早就已经开始较劲了。

郭沫若就是在这个时候南下的,他穿着讲究的西装,顶着创造社元老的光环,走进了林伯渠的家门,他是来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心里多少带着点文人的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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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进门,林伯渠不在,沙发上坐着一个穿旧长衫的瘦高个。

这人看起来太普通了,头发中分,脸色因为长期劳累显得有点蜡黄,怎么看都像个乡下来的教书先生,跟郭沫若这种留洋归来的摩登人物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个瘦高个站了起来,神态却出奇地从容,他并没有因为眼前是大文豪而显得拘谨,只是伸出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毛泽东。

那一瞬间,郭沫若心里大概是动了一下,他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搞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农运王”,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搞农运是个“粗活”。

接下来的事情,却让郭沫若这个大才子彻底服了气。

两人坐下来一聊,根本没有聊什么风花雪月、诗词歌赋,聊的全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农民的生存现状,还有未来局势的走向。

郭沫若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看似土气的“农运王”,对中国历史的穿透力和对现实局势的判断力,高出了自己不止一个段位,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平地上的人,突然看见有人站在了山顶上。

这次见面后,郭沫若对成仿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个毛润之虽然年轻,但那个从容的气度,简直就像是《史记》里走出来的张良,这人绝非池中物。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郭沫若把“佩服”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当时广州有个东山青年会,请他们去演讲,同台的还有一个叫马伯援的家伙,这人是个典型的反动派,上台就抢话筒,还在那大放厥词,把马克思主义贬得一文不值,讲完这人还想溜。

郭沫若当时就火了,那是真气得不行,上台就对着马伯援的背影一通狂轰滥炸,文人的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骂得是痛快淋漓。

轮到毛泽东上台的时候,画风变了。

他没有跟着骂,而是心平气和地从历史讲到现实,把为什么中国需要革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掰开了揉碎了讲,台下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差点把房顶掀翻。

这一次“同台竞技”,让郭沫若看清了差距:自己是靠激情和才华在战斗,而毛泽东是靠深邃的思想和强大的逻辑在征服人心。

从那一年开始,虽然郭沫若比毛泽东大一岁,虽然他在文坛地位显赫,但在精神世界里,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了“追随者”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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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如果说一九二六年的相遇是精神上的契合,那么一九四五年的那次重逢,就是生死之交的铁证。

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

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鸿门宴”了,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哪里是谈判,分明就是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去,九死一生;不去,就是给国民党留下了发动内战的口实。

毛泽东来了,带着弥天大勇,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盔式帽,走下了飞机。

郭沫若当时就在机场迎接,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要知道,当时的重庆特务遍地,每一个角落里可能都藏着黑洞洞的枪口。

谈判的日子过得很压抑,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桌子底下也是暗流涌动。

有一天在会场休息的时候,心细如发的郭沫若发现了一个细节,让他看着特别心酸。

毛泽东在跟人谈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想看时间,结果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竟然是一块老掉牙的怀表,那表壳都磨得没光泽了,表盖有时候还弹不开,得用手抠一下。

堂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手握百万雄兵,居然连一块像样的手表都没有。

郭沫若当时什么都没说,直接就把自己手腕上戴着的一块欧米茄手表摘了下来。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欧米茄可是顶级奢侈品,是有钱都未必买得到的硬通货,更是身份的象征。

郭沫若走到毛泽东面前,一定要把表塞给他,他的理由很朴素也很硬气:主席,你是来谈判的,这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你的时间就是中国的时间,怎么能没有一块准时的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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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开始是推辞的,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讲究吃穿,对这种“洋玩意”更是不感冒,觉得有个怀表能看个大概就行了。

但郭沫若这次很执拗,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非要给主席戴上不可。

毛泽东看着老朋友那双真诚的眼睛,最后没有再拒绝,他戴上了这块表,从那一刻起,这块表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手腕。

这块表,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唇枪舌剑,见证了转战陕北的千沟万壑,见证了三大战役的决胜千里,更见证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伟大时刻。

在后来的三十一年里,这块欧米茄手表坏了很多次,表蒙裂了,表带烂了,工作人员无数次想给主席换块新的,甚至有人说这表太旧了,戴出去有损大国领袖的形象。

但毛泽东的态度异常坚决,谁要是提换表,他就跟谁急,他说这是郭老送的,是朋友的情义,只要能走字,就绝不能换。

这哪里是在戴表啊,这分明是在守护一份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信任,一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生死情谊。

04

文人的战场,有时候比真刀真枪还要惨烈,而郭沫若,就是那个永远在关键时刻帮毛泽东挡子弹的人。

重庆谈判期间,还有个著名的插曲,就是《沁园春雪》的发表。

这首词一出来,整个山城都沸腾了,那种气吞山河的豪气,那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直接把国民党那边的文人压得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气坏了,他觉得自己在文化上也输了,于是下令找人写诗填词,非要压过毛泽东这一头。

国民党那边开足了马力,找了一帮御用文人,天天在报纸上发那些酸不拉几的词,试图搞“车轮战”来围攻毛泽东。

这时候,郭沫若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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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去跟那些无聊的文人打嘴仗,而是直接写了一首和词,不仅在艺术水准上跟毛泽东遥相呼应,更是在政治高度上把国民党那些陈词滥调批得体无完肤。

当时的舆论界流传着一句话:郭沫若一出手,国民党的那些御用文人就只能算是“鹦鹉学舌”,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一场“文化反围剿”,郭沫若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毛泽东守住了舆论的高地。

但是,朋友之间也不是只有吹捧,他们之间也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交锋,甚至让人一度以为他们要决裂了。

那是到了七十年代,大家都知道那个特殊的时期,政治空气紧张得让人窒息。

郭沫若写了一本《十批判书》,里面对秦始皇骂得很凶,对孔子却颇为推崇。

这一下可触了毛泽东的“逆鳞”,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里,是非常推崇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对儒家那套东西很反感。

毛泽东直接写诗批评郭沫若,那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还有那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在当时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在那个年代,被最高领袖点名批评,基本就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多少人因为一句话就被打入深渊。

当时“四人帮”那伙人兴奋得不行,觉得终于抓到了郭沫若的小辫子,磨刀霍霍准备把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斗倒斗臭。

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等着看笑话的人都傻了眼。

毛泽东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郭沫若,但在政治上,他却像一座大山一样护住了郭沫若。

当有人想借题发挥整郭沫若的时候,毛泽东发话了,意思很明确:郭老是我们的同志,是有些观点不对,但那是学术问题,人是要保护的。

这就是伟人的胸怀,也是这对“师生”之间最微妙的默契:我可以骂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我要纠正你的思想;但我绝不允许别人伤害你,因为你是我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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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这种“骂是爱”的特殊保护,在那场风暴里,他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散架了。

05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个让全中国都陷入悲痛的日子来了。

收音机里传出哀乐的那一刻,正在医院病床上的郭沫若,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

他已经八十四岁了,身体早就垮了,听到噩耗后,他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嚎啕大哭,而是长时间地沉默,那种沉默比哭声更让人心碎。

他让身边的人扶着他,艰难地想要站起来,那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啊,如今柱子倒了。

从那天起,郭沫若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嘴里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话。

在整理主席遗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那只简陋的木箱子里,找到了那块欧米茄手表。

表蒙上的裂纹清晰可见,表带已经换成了尼龙的,背面满是汗水腐蚀的痕迹,但这块表被擦拭得很干净,一直被放置在最显眼的地方。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再走动,仿佛它的使命就是陪伴那个伟人走完这波澜壮阔的一生。

仅仅不到两年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郭沫若也闭上了眼睛,追随他的“老师”而去了。

这对相差一岁的“师生”,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了。

现在的人总是喜欢用功利的眼光去审视历史,觉得郭沫若是在依附权力,是在搞政治投机。

但只要你看看那块被戴了三十一年的旧手表,看看那些在生死关头互相支撑的瞬间,你就会明白,有些感情,根本不是“利益”两个字能解释的。

那是一种在信仰高地上并肩站立的孤独,是一种只有那个时代的巨人们才能读懂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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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停了,但时间留下的痕迹,永远都在。

06

周恩来曾经说过,鲁迅是主将,郭沫若就是先锋。

但这先锋当得也真是不容易,一辈子在风口浪尖上打滚,到了晚年还要被卷进漩涡里。

不过话说回来,郭沫若这辈子虽然争议不断,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腰杆子还是硬的。

一九七八年他走的时候,留下的遗嘱也很简单,不要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大寨的梯田里去。

这跟主席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土地和人民,何其相似。

那块欧米茄手表后来进了博物馆,安安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每天都有无数人隔着玻璃看它。

有人看到的是文物,有人看到的是历史,而懂的人,看到的是两个灵魂长达半个世纪的共鸣。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时间会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最后剩下的,才是沉甸甸的真相。

至于那些风言风语?

对于两个已经把名字刻在中华民族丰碑上的人来说,那不过是耳边的蚊子叫罢了,根本不值一提。

你看那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大浪淘沙之后,金子终究是金子,石头终究是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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