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秋天，风里已经带上了凉意。
我，徐修杰，二十八岁的工厂技术员，骑着一辆二八大杠，颠簸在通往柳树沟的土路上。
车把上晃荡着一条用草绳拴着的草鱼，足有三斤重，是我母亲咬牙从菜市场挑的最体面的一条。
这年月，工人也算铁饭碗，可家里底子薄，相了几次亲都没成。
这次是远房表姨做的媒，说姑娘叫苏慕儿，人本分，就是家里穷点，在深山里。
我想着，穷点不打紧，人能踏实过日子就行。
土路越走越窄，两旁的庄稼地变成了陡峭的山坡。
约莫骑了两个钟头，才看见山坡下几户稀稀拉拉的人家。
最靠边那户，土墙塌了半截，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稀疏——那便是苏家了。
院墙低矮，我推着车刚走近，就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还有孩子细碎的嘀咕。
我把自行车支在歪斜的柴扉边，拎起那条已经不怎么扑腾的草鱼，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那扇透着光的木门。
那一刻我并不知道，这扇门后，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赤贫，更是一段被时光尘封的、与我血脉相连的沉重往事。
而那个叫苏慕儿的姑娘，递过来的那一篮温热鸡蛋里，藏的竟是两代人苦涩的救赎，与决绝的告别。
01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板门，一股混杂着柴火、湿土和淡淡草药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院子不大，泥土地面坑洼不平，靠墙堆着些柴禾。
正对着的是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参差不齐的土坯。
窗户很小，糊的报纸已经发黄破损。
“是……徐同志吧？”一个面色黝黑、皱纹深刻的汉子从堂屋门槛上站起来，手里捏着一杆旱烟袋，有些局促地在裤腿上蹭了蹭手。
他便是吴永贵，苏慕儿的父亲。
身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肩膀处打着补丁。
“吴叔，您好，我是徐修杰。”我赶忙上前，把手里的草鱼递过去，“路上买的，一点心意。”
吴永贵接过鱼，手指碰到冰凉的鱼身时微微一顿，喉咙里含糊地应了一声：“哎，好，好……快进屋，外头凉。”他侧身让开，朝屋里喊了一声：“慕儿，人来了。”
堂屋比院子里更显昏暗。
正中一张老旧方桌，漆面斑驳，四条长凳。
角落里堆着些农具和杂物。
一个妇人坐在靠里的小板凳上，正就着门口的光线缝补什么，听到动静抬起头，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眼窝深陷。
她是程秋菊，苏慕儿的母亲。
看到我，她想要站起来，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单薄的身子弓得像虾米。
“婶子，您快坐着。”我连忙说。
程秋菊摆摆手，好不容易止住咳，气息微弱地说：“来了……坐，路上累了吧？”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很短暂，却似乎包含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审视，随即又垂下眼，继续手中的活计，只是那手指微微有些颤抖。
这时，里屋的门帘被掀开一条缝，几双眼睛怯生生地往外看。
那是四个男孩，最大的看上去也就十六七，最小的可能还不到十岁。
个个面黄肌瘦，穿着不合身的、打着补丁的衣服。
他们很快缩了回去，但细碎的嘀咕声还是传了出来。
“妈，鱼……”
“嘘，别出声！”
吴永贵尴尬地咳嗽一声，把鱼放在灶台边的瓦盆里，拿起热水瓶，晃了晃，里面水似乎不多。
他找出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仔细擦了擦，给我倒水。
“家里……简陋，徐同志别见怪。”
“不会，吴叔您太客气了。”我接过缸子，水温不高。
环顾四周，这个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唯一鲜亮点的，是贴在土墙上的几张旧年画和奖状，奖状上的名字都是“苏慕儿”，三好学生，劳动积极分子，最新的也是几年前的了。
正想着，门帘再次被掀开。
一个姑娘低着头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碎花旧衬衫，洗得很干净，但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毛。
蓝色的裤子也短了一截，露出纤细的脚踝。
她双手有些无措地捏着衣角，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胸前。
“慕儿，这是城里的徐同志。”吴永贵介绍道。
姑娘这才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
就在那一瞥间，我看清了她的模样。
脸庞清秀，皮肤是那种缺乏血色的白，眼睛很大，眼神却像受惊的小鹿，盛满了与她年龄不符的沉静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哀愁。
嘴唇抿得紧紧的。
“徐……徐同志。”她的声音很小，带着山里口音，却并不难听。
“你好，苏慕儿同志。”我点点头，试图让气氛轻松些，“叫我修杰就行。”
她没应声，只是把头垂得更低，盯着自己的脚尖。堂屋里陷入一阵有些难堪的沉默，只有程秋菊偶尔压抑的咳嗽声，和灶膛里柴火细微的噼啪声。
02
吴永贵搓着手，似乎想找点话说，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又蹲回门槛上吧嗒他的旱烟。
烟雾缭绕，更添了几分沉闷。
苏慕儿默默走到灶台边，开始生火。
她的动作很熟练，火柴一划就着，点燃一把松针，小心地塞进灶膛，再架上细柴。
我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温热的水，试图打破僵局：“吴叔，家里……地里的收成还好吗？”
吴永贵吐出一口浓烟，摇摇头：“山田薄，看天吃饭。今年夏天旱了一阵，苞谷长得不咋样。糊口……勉强吧。”他顿了顿，看向灶台边忙碌的女儿背影，又叹了口气，“就是拖累了娃。”
程秋菊停下针线，幽幽地说：“怨我，这身子不争气，常年吃药，是个无底洞。”
“妈，你别这么说。”苏慕儿轻声打断，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她揭开灶上的大铁锅盖子，里面蒸着东西。一股混合着玉米面和野菜气息的热气蒸腾起来。
那四个男孩又悄悄地蹭到了里屋门边，这次胆子大了些，探出半个身子，眼睛却齐刷刷地、直勾勾地盯着那口大铁锅。
最大的那个喉结很明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们太瘦了，颧骨突出，显得眼睛格外大，但那眼神里闪烁的不是孩童的好奇，而是一种近乎贪婪的、对食物的渴望。
像一群在严寒中盯紧了唯一猎物的幼兽。
锅里的东西我看清了，是窝窝头，黄黑色，看起来掺了不少粗麸皮或者野菜，只有五六个，个头也不大。对于这一家七口人来说，显然远远不够。
最小的那个男孩，约莫十岁左右，吮着手指，喃喃地说：“大姐，啥时候能吃啊？我饿。”
苏慕儿身子一僵，没有回头，只是用更低的声音说：“再等等，有客人呢。”她舀了一瓢水，刷了刷另一口小一点的铁锅，准备处理那条草鱼。
看到鱼，男孩们的眼睛更亮了，彼此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却又不敢大声喧哗。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难受。
来之前，表姨只说“穷点”，可眼前的景象，超出了我对“穷”的想象。
这不仅仅是物质匮乏，更是一种压在每个人脊梁上、令人喘不过气的重负。
而苏慕儿，这个年轻的姑娘，显然是这个家庭里默默扛起最多重担的人。
她蹲在地上刮鱼鳞，动作细致。我走过去，想把鱼接过来：“我来吧。”
她惊了一下，手一缩，鱼掉回盆里。
“不用，徐同志，你坐着歇息就好。”她重新捡起鱼，头依旧低着，耳根却有些发红。
我注意到她的手指，虽然纤细，却并不光滑，指节有些粗大，掌心有薄茧，是常年劳作的手。
我退回桌边坐下，心情复杂。
这次相亲，似乎从踏入这个院门开始，就偏离了寻常的轨道。
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食物的气息，还有一种沉重的、悲哀的、近乎绝望的氛围，紧紧包裹着这间破旧的土屋，和屋里每一个沉默的人。
03
苏慕儿处理鱼的动作麻利而安静。
刮鳞，剖腹，清理内脏，一气呵成。
她把鱼切成段，又去院墙边揪了几棵野葱，在压水井旁洗干净。
灶膛里的火旺了起来，映亮了她半边脸颊，能看清她鼻尖沁出的细小汗珠，和微微颤动的睫毛。
程秋菊终于放下了手里的针线，扶着墙慢慢站起来，走到碗柜边。
碗柜是旧的，门关不严实。
她拿出几个粗瓷碗和几双筷子，在桌上摆开。
碗沿有几个小豁口，筷子也粗细不一。
她的动作很慢，每动一下都要缓口气，那持续的低咳仿佛黏在她的胸腔里。
“婶子，您身体……看过医生吗？”我忍不住问。
程秋菊摆摆手，在桌边坐下：“老毛病了，看不好的。年轻时候落下的根。”她说着，目光又落在我脸上，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稍长了些，眼里掠过一丝恍惚，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徐同志……家里，都还好？”
“还好，父母都退休了，身体还行。”我答道。
“哦……你父亲，也退休了？”她问得有些迟疑。
“嗯，前年退的，原来是机械厂的。”
程秋菊点了点头，没再问下去，眼神却飘向门外灰蒙蒙的天空，不知在想什么。
鱼下了锅，伴随着“刺啦”一声响，香气很快弥漫开来。
那是久违的荤腥气。
里屋门边的四个男孩几乎同时抽了抽鼻子，最小的那个甚至往前蹭了一步，被他哥哥拽了回去。
但他们眼睛里的光，更灼热了。
吴永贵也熄了旱烟，起身去角落的缸里舀出半盆玉米面，默默地开始和面。
看样子，光那几个窝头确实不够，他准备再贴点饼子。
苏慕儿往鱼锅里加了水，又撒了点盐和野葱，盖上锅盖焖煮。
堂屋里暂时只剩下柴火的呼呼声和锅里的咕嘟声。
我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目睹着这个家庭为了招待我而进行的、略显艰辛的忙碌。
这忙碌里没有多少喜庆，反而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窘迫。
而苏慕儿，自始至终，除了必要的应答，没有再主动说过一句话。
她就像这个家里一道安静的影子，默默承受，默默劳作。
鱼炖得差不多了，苏慕儿掀开锅盖，白色的蒸汽混合着浓郁的香味涌出。
她把窝头捡出来，放在一个竹编的筐箩里。
吴永贵贴的玉米饼子也熟了，黄灿灿的，虽然粗糙，却散发着粮食最原始的香气。
饭菜上桌。中间是一大碗炖得奶白的鱼汤，里面躺着几段鱼肉。周围是一筐窝头，几个玉米饼，还有一小碟黑乎乎的咸菜。
“吃饭吧。”吴永贵招呼道，声音干涩。
程秋菊和四个男孩也围了过来。
桌子不大，挤得满满当当。
但没人动筷子。
四个男孩看着那碗鱼，眼睛直勾勾的，不停地咽口水，手紧紧抓着衣角或桌沿。
吴永贵拿起一个窝头，掰了一半递给程秋菊，自己拿着另一半，低头就着咸菜咬了一口。
程秋菊小口喝着鱼汤，几乎不碰鱼肉。
苏慕儿拿起勺子，舀了一大块鱼肚子上没刺的肉，连着汤，放进程秋菊碗里：“妈，你多吃点。”然后又给四个弟弟每人碗里舀了一勺汤，一块稍小的鱼肉。
“吃吧。”她的声音很轻。
男孩们这才迫不及待地端起碗，狼吞虎咽起来，喝汤发出呼噜噜的声音。但他们都很克制，只吃自己碗里的，眼睛不再乱瞟。
“徐同志，吃鱼，别客气。”吴永贵招呼我，自己却只夹咸菜。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夹起一块鱼，想了想，放进了那个最小的男孩碗里。男孩愣住了，抬头看看我，又看看他大姐。
苏慕儿也愣住了，看向我。
这是我进屋后，她第一次正眼看我。
她的眼睛里迅速积聚起水光，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猛地低下头，肩膀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她迅速抬手，用袖子在眼角飞快地擦过。
04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默，只听见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和孩子们克制的吞咽声。
鱼肉和汤很快被分食干净，连鱼头鱼骨都被嗦得没了味道。
窝头和饼子也一个不剩。
孩子们意犹未尽地舔着碗沿，但脸上已经有了满足的神色。
饭后，苏慕儿默默收拾碗筷。
四个男孩帮着把桌子擦干净，然后挤到里屋去了，大概是去写作业或者玩耍。
吴永贵又蹲回门槛上，烟袋锅里的火光在昏暗中一明一灭。
程秋菊疲惫地靠坐在墙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咳嗽变成了断断续续的轻喘。
我该走了。
这次相亲，过程如此压抑，结局似乎也已注定。
我和苏慕儿之间，除了最初的那句问候，几乎没有交流。
她像一座沉默的山，把所有的情绪都封存在心底。
而这座山，压着她，也阻隔着外人。
我起身，对吴永贵和程秋菊说：“吴叔，婶子，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吴永贵连忙站起来，张了张嘴，黝黑的脸上肌肉抽动了几下，似乎有话要说，却又难以启齿。
他搓着手，看看我，又看看灶台边背对着我们刷碗的苏慕儿，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憋出一句：“家里……太难了。”
这句话没头没尾，却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让空气都凝滞了。程秋菊睁开了眼，眼神复杂地看着丈夫，又看看女儿的背影，最终化为一声悠长的叹息。
就在这时，苏慕儿猛地转过身。她把手在围裙上擦干，快步走到我面前，抬起头。这次，她没有躲闪我的目光，只是那双大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决绝的平静。
“徐同志，”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谢谢你来这一趟。饭也吃了，天不早了，你回吧。”
没等我反应，她转身走到墙角，那里放着一个盖着蓝布的小竹篮。她拎起篮子，沉甸甸的。走到我面前，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
“这……”我下意识接住，篮子颇有些分量。
“自家鸡下的蛋，不值啥钱，你带回去。”她语速很快，仿佛怕自己后悔，“俺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穷得叮当响，还有四个半大小子要养，我妈的病是个无底洞。”她停顿了一下，吸了吸鼻子，目光越过我，看向门外逐渐暗淡的天光，声音低了下去，却字字清晰，砸在我心上：“俺家穷，配不上你。徐同志，你……别来了。”
说完，她不再看我，转身快步走进了里屋，门帘落下，遮住了她的身影。
我拎着那篮尚有余温的鸡蛋，僵在原地。吴永贵深深地埋下了头。程秋菊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徐同志，对不住……”吴永贵声音哽咽，“慕儿她……你就听她的吧。”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最终，我朝吴永贵和程秋菊点了点头，拎着鸡蛋，推着自行车，走出了苏家的院门。
柴扉在身后轻轻掩上，隔绝了那个破败、沉重却又弥漫着苦涩温情的世界。
05
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更加颠簸漫长。
暮色四合，山风吹在身上，凉意透骨。
车把上挂着的竹篮随着颠簸轻轻摇晃，里面鸡蛋相互碰撞，发出轻微的磕碰声。
这声音和着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单调而寂寥。
苏慕儿最后那句话，还有她那双含泪却强作平静的眼睛，反复在我脑海里回放。“俺家穷，配不上你。”
“别来了。”她说得那样干脆，那样决绝，没有一丝寻常姑娘家被相看后的羞涩或忐忑，只有一种认命般的放弃，和一种……奇怪的、仿佛在保护什么的坚决。
仅仅是穷吗？
固然，苏家的贫困触目惊心。
但介绍人表姨事先是知道情况的，我母亲也知道，她们都觉得我这家境，只要人不挑，或许能成。
苏慕儿本人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她从头到尾的沉默，她母亲审视的目光，她父亲那句没头没脑的“家里太难了”，以及最终她主动的、不留余地的拒绝……这一切，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穷”那么简单。
还有那篮子鸡蛋。在那样赤贫的家庭里，鸡蛋是能换油盐的珍贵物资。她塞给我时，动作里有种不由分说的力道，像是急于要给我什么，又像是急于要斩断什么。
回到城里的家，母亲迎上来，急切地问：“怎么样？见着姑娘没？人咋样？”
我把草鱼已经送掉的事说了，然后提起那篮鸡蛋：“这是人家让带回来的。”
母亲揭开蓝布看了看，惊讶道：“哟，还不少，个个挺干净。她家……条件是不是特别不好？”
我点点头，把看到的景象简单说了：塌了半截的土墙，饥饿的四个弟弟，病弱的母亲，沉默的父亲，还有那一锅寥寥无几的窝头。
母亲听完，叹了口气：“是太难了。那姑娘自己怎么说？”
“她没说什么。临走时，塞给我这篮鸡蛋，说……她家穷，配不上我，让我别去了。”我复述着苏慕儿的话，心里那股异样感更重了。
母亲愣住了，眉头皱起来：“这姑娘……倒是个硬气的。可是，这话说得……”她摇摇头，“不像一般姑娘怕拖累人的说法，倒像是……”
“像是什么？”
“像是有什么别的原因，铁了心不想成这门亲。”母亲沉吟道，“你表姨介绍的时候，也没说她家有什么别的不好啊。就是穷，孩子多，娘有病。”
夜里，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
苏慕儿那双哀愁的眼睛，那几个男孩盯着窝头的眼神，程秋菊病弱的咳嗽，吴永贵蹲在门槛上沉默抽烟的背影……走马灯一样在眼前旋转。
还有那篮鸡蛋。
我忽然想起接过篮子时，手指似乎碰到篮底有什么布料一样的东西。当时心绪纷乱，没在意。
我起身，打开灯，把篮子拿过来。鸡蛋大概有二三十个，铺在底下柔软的干草上。我小心翼翼地将鸡蛋一个个挪到桌上，露出篮底。
篮底果然垫着一块布，颜色暗淡，边缘有些磨损。我把它拿出来，展开。
是一块方形的红头巾。不是崭新的那种鲜红，而是洗过很多次、日晒雨淋后褪成的暗红色，边缘绣着简单的缠枝花纹，也已模糊。头巾本身很干净，折叠得整整齐齐。
红头巾下面，还压着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
我的心跳莫名快了起来。
展开纸条，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字，字迹工整清秀。
但笔画有些虚浮，看得出写字的人当时心情并不平静。
只有短短两行：
“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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