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冬天的风，像钝刀子，刮得人脸生疼。
我，沈晋鹏，一个返城没多久的知青，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拎着的不是时髦的点心匣子，而是一只被草绳捆着脚、偶尔扑腾一下的老母鸡。
这鸡是我下了狠心，用攒了许久的肉票和钱换来的。
师傅董振华拍着胸脯保证，女方是棉纺厂的梁慧怡，人老实，模样周正，家里也简单。
我心里揣着点对未来的模糊期盼，走进了那片拥挤的筒子楼。
楼道里弥漫着公共厕所和陈年油烟混合的气味。
我按照地址，停在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前。
深吸一口气，敲了门。
开门的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扎着两条乌亮的辫子，看见我手里的鸡，愣了一下，脸微微红了。
屋里传来嘈杂的男孩嬉闹声。
她侧身让我进去。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四个高低不齐、衣衫略显单薄的男孩，像一排亟待浇灌的树苗，齐刷刷地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和他们身后几乎空荡荡的房间。
我的心，猛地一沉。
梁父梁母是老实巴交的工人，脸上刻着生活重压下的疲惫。
简单的寒暄里，句句离不开“孩子多”、“开销大”、“将来还得靠他们姐姐”。
那只老母鸡在角落里不安地咯咯两声，像是在提醒我它的存在有多么不合时宜。
现实的冰冷，迅速浇灭了我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
我几乎是仓皇地站起来，借口厂里有急事，放下鸡，甚至没敢看梁慧怡的眼睛，转身就往外走。
脚步快得像是逃离。
刚冲到楼下冷冽的空气里，还没来得及喘匀气，就听见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我回头，只见梁慧怡抱着那只母鸡追了出来。
她跑得有点急，脸颊泛红，胸口微微起伏。
寒冷的白气从她唇边呼出。
她停在我面前，眼神清亮亮地、直直地看着我，没有羞涩，也没有埋怨，只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
她把母鸡往我面前一递，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鸡你带走。”顿了一下，她吸了口气，像用尽了全身力气，说出后面那句让我愣在当场的话：“把俺也带走吧，中不？”
北风卷着地上的枯叶，在我们之间打着旋儿。那只老母鸡不明所以地又叫了一声。我看着她被风吹红的鼻尖，还有那双映着冬日天光的眼睛，突然忘了该怎么挪动脚步。
01
我叫沈晋鹏，二十六岁，在城东第二机械厂当学徒工。
三年前，我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回来，带着一身黄土和一本磨破了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回城不易，多亏了舅舅在老关系里使了劲，又赶上厂里扩招学徒，我才勉强挤进工人阶级的队伍。
家里父母是普通职工，下面还有个妹妹在读中学，日子紧巴，但尚能温饱。
我的师傅董振华，是个五十来岁的东北汉子，钳工手艺顶呱呱，为人更是热心肠。
看我年纪不小了，下了班总是一个人闷头回宿舍，便开始张罗我的“个人问题”。
“小沈啊，这人就像机器零件，到了时候就得装配起来，不然就废了！”他常这么念叨。
这天下午，擦洗车床的时候，董师傅又蹭过来，压低声音：“哎，跟你说了那事，琢磨得咋样了？人家姑娘我可打听了，棉纺厂的档车工，姓梁，叫梁慧怡。二十三，比你小三岁，正合适。人我远远瞅过一眼，白白净净，一看就是本分姑娘。家里父母都是工人，正经人家。”
我手里拿着油乎乎的棉纱，心里有些乱。
相亲，对我来说是个陌生又让人隐隐抗拒的词。
在陕北的时候，不是没想过这方面，但那种环境下，前途未卜，谁也不敢轻易许下什么。
如今回了城，安稳下来，这事儿就像悬在头顶的钟，被师傅时不时敲响。
“师傅，我……我这条件，要啥没啥，徒工工资才十八块五……”我闷声说。
“啧！”董师傅一摆手，“谁不是从徒工干起的？人家姑娘家也不图你金山银山，就图个踏实肯干，人品好！我看你就行。见见，就见见，不成全当认识个朋友。我跟那边说好了，这星期天，人民公园，上午九点，文昌阁旁边那排长椅。人家姑娘答应去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推辞就显得不识抬举了。
心里那点对“未来伴侣”的模糊想象，也因为师傅的描述，有了个隐约的轮廓。
白白净净，本分姑娘。
我点了点头，耳朵有点发热：“行，那……谢谢师傅。”
星期天一早，我特意换了件半新的蓝布中山装，头发用清水抿了又抿。
镜子里的自己，依旧带着些许下乡晒就的黑红，眼神里少了刚回来时的茫然，多了点工厂生活赋予的沉静。
我揣着砰砰跳的心，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公园。
冬日的公园有些萧瑟，湖面结着薄冰，树木光秃秃的。
文昌阁飞檐上的残雪还没化尽。
我坐在冰凉的长椅上，手插在兜里，目光扫过稀稀拉拉的游人。
有锻炼的老人，有带着孩子散步的夫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记错了地方，或者人家姑娘改了主意。
就在我准备起身张望时，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袄、围着红格围巾的姑娘，脚步轻轻地朝这边走来。
她低着头，似乎有些犹豫，走近了，才抬起头看向长椅这边。
我们的目光碰了一下，她立刻移开，脸腾地红了。
就是她了。
和师傅说的一样，皮肤很白，眼睛不大，但很清澈，鼻子秀气，两条辫子垂在胸前。
是个清秀的姑娘。
我赶紧站起来，因为紧张，动作有些僵硬。“同……同志，你是梁慧怡同志吗？”我的声音有点干。
她点点头，声音细细的：“嗯。你是沈晋鹏同志？”
“是我是我。”我连忙应道，指了指长椅，“坐，坐吧。”
我们并排坐下，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距离。一时间，谁也没开口。寒风掠过枯枝，发出呜呜的声响。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像是肥皂的清新气味。
“今天……天儿挺冷。”我憋出一句。
“嗯，是挺冷。”她轻声应道，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巾的流苏。
又是沉默。
我心里急，搜肠刮肚想找点话说。
问她棉纺厂工作累不累？
问她家住在哪里？
好像都太唐突。
正着急，她忽然开口了，声音依旧细细的，但平稳了些：“董师傅……常提起你。说你学东西快，肯下功夫。”
我心里一松，师傅还真给我说好话了。“师傅人好，肯教。我笨，得多学。”我憨笑了一下。
“肯学就不笨。”她很快地说，说完可能觉得太直接，又微微低了头。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对话，像是凿开了一个小口子。
我们慢慢聊了起来。
她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平缓，问什么答什么，不刻意迎合，也不冷淡。
她说她在细纱车间，三班倒，噪音大，但习惯了。
我说我在机加工车间，跟铁疙瘩打交道，脏，但有意思。
她说她喜欢看书，可惜现在书少。
我说我有本《林海雪原》，看完了可以借她。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阳光稍微有了点暖意，照在我们身上。
谈话虽然拘谨，但顺畅，没有我想象中的尴尬难熬。
她偶尔浅浅一笑，嘴角有两个小小的梨涡。
我注意到她的手，手指修长，但指节处有些微红，大概是冬天沾冷水留下的痕迹。
这是一双勤劳的手。
分别时，我们约好了下一次见面——去她家。
这是规矩，相亲的第二步，见家长。
她说她父母想见见我。
我答应了，心里莫名多了些期待。
走在回厂里的路上，风似乎没那么冷了。
我甚至开始盘算，第一次上门，该带点什么东西。
师傅说过，礼数不能缺。
02
回到集体宿舍，同屋的工友大刘正就着咸菜啃窝头，见我回来，挤眉弄眼地问：“咋样？相中了没？” 大刘比我早两年进厂，媳妇是老家说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总以过来人自居。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就那样，见了一面，能看出啥。”
“嘿，还保密！”大刘凑过来，“我跟你说，这相亲啊，第一面感觉最重要。要是看着顺眼，说话不膈应，那就成了七八分。剩下的，就看家里头了。她家啥情况？打听没？”
我心里咯噔一下。师傅只说了父母是工人，具体还真没细问。我摇摇头：“没好意思多问。就说下次去她家。”
“去家里好，去家里一看就全明白了。”大刘啃了口窝头，含糊地说，“不过你也留个心眼，现在谁家都不宽裕，但要是负担太重……你懂得，咱们这点工资，将来可是要养家糊口的。”
大刘的话像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漾开一圈微澜。
但我很快把这点不安压下去了。
梁慧怡看起来那么安静本分，家里能有什么大负担？
工人家庭，再难也难不到哪里去。
我心里更多回想的是她浅浅的梨涡，和她说话时认真的神情。
接下来的几天，我干活时都有些心不在焉。
车床轰鸣，铁屑飞溅，我的思绪却常常飘到人民公园那张冰凉的长椅上。
我甚至开始想象，如果真成了，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下班一起回家，也许还能有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屋子。
这念头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该准备上门礼了。
这让我犯了愁。
手里没几个钱，票证也有限。
买两包点心？
太普通，显不出诚意。
扯块布？
不知道尺寸，也不合适。
跟师傅商量，师傅嘬着牙花子：“第一次上门，是得像样点。这样，我听说自由市场偶尔有卖活鸡的，不要票，就是贵点。拎只鸡去，又实在又好看！炖了还能给一家人添个荤腥。”
鸡？
这主意让我眼前一亮。
肉是稀罕物，一只活鸡，足够表明重视。
可价钱……我摸了摸口袋里薄薄的几张纸币。
师傅看出我的犹豫，拍拍我肩膀：“钱不够我先借你点。终身大事，该花的得花！”
我谢绝了师傅借钱的好意。
自己攒的加上这个月刚发的工资，凑一凑，应该够。
周末，我起了个大早，揣着钱，骑车跑到离城区很远的那个自发形成的“自由市场”。
天寒地冻，市场里人也稀少。
转了半天，才在一个缩着脖子的老汉面前，看到几只被捆着脚的鸡。
我挑了一只最精神、羽毛最鲜亮的芦花老母鸡，讨价还价半天，最终还是以让我肉疼的价格买下了。
老汉用一根草绳利索地捆好鸡脚，递给我。
鸡在我手里沉甸甸地扑腾，咯咯叫着。
拎着鸡往回走，寒风刺骨，我心里却热烘烘的。
这只鸡代表了我的决心，对这次相亲，对未来可能建立的家庭的期待。
我甚至想好了，到了她家，该怎么客气地说话，怎么表现得更稳重可靠。
去见梁慧怡父母的前一晚，我几乎没怎么睡好。
把唯一一件像样的藏蓝色卡其布裤子烫了又烫，中山装也仔细拍打干净。
鸡被我暂时寄放在厂后面看门老孙头的小煤棚里，喂了把小米。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
穿上挺括的衣服，拎上那只精心喂养过、愈发显得肥硕的老母鸡，出发了。
按照梁慧怡给的地址，我骑车穿过大半个城市。
越靠近她家那片区域，房子越显老旧，街道也越窄。
最终停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筒子楼前。
这些楼房像是巨大的灰色蜂巢，阳台外晾晒着万国旗般的衣物，楼道黑暗，隐约传来各家各户的嘈杂声响。
我找到三单元，拎着鸡上楼。
老母鸡似乎感到了陌生环境的不安，又开始咯咯叫，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响亮。
我的脸有些发烫，赶紧加快脚步。
到了三楼，对着斑驳的门牌号确认了一下，就是这里。
我放下鸡，整理了一下衣领，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
门很快开了。梁慧怡站在门口，还是那身深蓝色棉袄，围巾解开了。看见我和我脚边的鸡，她明显地愣了一下，脸又红了，但这次很快侧身让开：“来了？进，进屋吧。”
我拎起鸡，迈进门。
一股混杂着陈旧家具、潮湿墙壁和廉价肥皂的气味扑面而来。
光线很暗，适应了几秒，我才看清屋里的情形。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用布帘子大概隔成了两小间。
外间兼做客厅和饭厅，摆着一张旧方桌，几把凳子，一个看不出颜色的碗柜。
墙壁上贴着几张褪色的奖状和年画。
地方不大，却显得异常拥挤——因为屋子里不止有梁父梁母，还有四个男孩。
03
最大的那个男孩，约莫十五六岁，个子快赶上我了，穿着改小的旧工装，沉默地站在桌边，好奇地打量我。
他旁边是个十二三岁的，眼睛骨碌碌转，看着那只鸡。
再小点的两个，一个可能十岁，一个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穿着打补丁的棉裤，正趴在里间布帘边探头探脑。
四个……四个弟弟！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像是被重锤敲了一下。
师傅可没提过这个！
他只说“家里简单”！
眼前这情景，哪里是简单，简直是……一座需要不断填补的大山。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手心开始冒汗。
梁父是个瘦削的中年人，背有些驼，脸上皱纹很深，看到我，努力挤出和善的笑容：“小沈来了？快，快进来坐。地方小，别见怪。”他搓着手，指了指方桌旁的凳子。
梁母是个微胖的妇人，脸色暗黄，眼袋很重，也连忙招呼我，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我手里的鸡，又迅速移开，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局促和期待。
“叔，婶，你们好。”我找回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我把鸡小心地放在门边角落，“带了只鸡，给家里……添个菜。”鸡一落地，又不安地咯咯两声，引得那个最小的男孩“哧哧”笑起来，被他母亲低声呵斥了一句。
“哎呀，来就来，带这么贵重的東西干啥？太破费了！”梁父连忙说，语气里有真实的过意不去。梁母则连连点头：“就是就是，这孩子，太客气了。”
我拘谨地坐下。
梁慧怡默默地去倒了杯白开水放在我面前，然后挨着她母亲坐在床边。
四个弟弟被赶到里间，但布帘没拉严实，我能感觉到好几道目光从缝隙里射出来，落在我身上，更多的是落在那只鸡上。
谈话开始了。无非是问问家里情况，工作如何。梁父在五金厂做仓库保管，梁母是街道纸盒厂的临时工。收入微薄，是显而易见的。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孩子身上。
“唉，没办法，这几个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梁父叹口气，摸出皱巴巴的烟卷，却没点，“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老大刚上技校，学费伙食费，都得紧着。下面三个读书的，笔墨纸砚，样样要钱。”他苦笑着摇摇头，“不怕你笑话，我和慧怡她妈，这工资，月月光，有时候还得靠慧怡那点工资贴补。”
梁母接口道：“慧怡这孩子懂事，从小就帮衬家里。工资除了留点饭钱，都拿回来。她自己连件像样的衣裳都舍不得买。”她说着，爱怜地看了一眼女儿。
梁慧怡低着头，手指卷着衣角，没说话。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之前那点朦胧的期待和暖意，被这现实的冷水浇得快要熄灭。
四个未成年的弟弟，两个收入微薄的父母，还有一个需要贴补娘家的女儿……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我娶了梁慧怡，我将要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而是要分担，甚至很大程度上承担起这个庞大原生家庭的重担。
我的工资十八块五，转正后能有二十七八，就算加上她的，要支撑两个家庭？
我不敢往下想。
屋里的空气似乎变得粘稠起来，让我呼吸困难。
那只鸡在角落又“咕”地叫了一声，像是在嘲讽我的天真。
梁父梁母还在说着什么，关于将来，关于指望，话语像一层层蛛网，将我缠裹。
我看到梁慧怡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歉意，有无奈，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倔强。
但我此刻心乱如麻，无法解读。
我坐不住了。一股强烈的想要逃离的冲动攫住了我。我不想再听下去，不想再看这个家徒四壁却人口众多的房间。我猛地站起来，动作太急，凳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叔，婶，”我的声音有些突兀地响起，打断了梁父的话，“那个……我突然想起来，厂里师傅交代我下午还有个急件要赶，我得马上回去一趟。实在不好意思！”
梁父梁母都愣住了，脸上的笑容凝固住。梁慧怡也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脸色有些发白。
“这……这饭都没吃呢？”梁母急忙说。
“不了不了，真有事，耽误不得。”我语无伦次，弯腰提起放在地上的帆布工具包（里面其实只有我准备换的干净衣服），几乎是仓皇地走向门口，“鸡……鸡留给家里吃。我，我先走了！”
我不敢再看任何人的表情，拉开门，一头扎进昏暗的楼道。冰冷浑浊的空气涌来，我像是快要溺毙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大口喘着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快点走。
04
我几乎是跑下楼的。
陈旧的木质楼梯在我脚下发出空洞的响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慌乱的心跳上。
筒子楼里特有的混杂气味此刻让我作呕。
我冲出单元门，凛冽的寒风像耳光一样扇在脸上，却让我清醒了几分，也更觉狼狈。
我推起靠在墙边的自行车，手抖得厉害，几次都没把车锁钥匙插进锁孔。
脑子里反复闪现着刚才屋里的景象：拥挤的房间，四个男孩好奇或懵懂的眼神，梁父梁母疲惫愁苦的脸，还有梁慧怡最后那怔怔的、苍白的脸。
以及那只鸡，那只我用近乎全部“积蓄”换来的、此刻显得无比滑稽的老母鸡。
它像一个讽刺的符号，标记着我的鲁莽和天真。
师傅知道吗？
他肯定知道梁家有四个儿子。
可他为什么不说？
是觉得不重要，还是……我甩甩头，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
现实已经血淋淋地摊开在面前。
我只是个徒工，家境普通，未来渺茫。
我凭什么，又拿什么，去扛起那样一个沉重的家庭？
爱情？
我和梁慧怡只见了一面，谈何爱情？
充其量是点好感。
这点好感，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大刘的话在我耳边回响：“要是负担太重……你懂得，咱们这点工资，将来可是要养家糊口的。”他说得对。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
而我，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梁慧怡背后那个嗷嗷待哺的大家庭。
算了，算了。
就当没这回事。
鸡送给他们了，也算仁至义尽。
以后不再来往便是。
我心里这么对自己说，试图让冰冷的决定安抚住狂跳的心和涌上的羞愧。
是的，羞愧。
我就这样丢下一句话，像逃兵一样跑出来，确实不光彩。
但比起未来可能陷入的无底洞般的负担，这点不光彩，或许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我终于打开了车锁，推着车，准备骑上离开这个让我倍感压力和窘迫的地方。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里传来，咚咚咚，越来越近，还夹杂着鸡惊慌的咯咯声。我一怔，回头望去。
只见梁慧怡从楼道口冲了出来。
她跑得急，额前的碎发被风吹乱，脸颊因为奔跑和激动泛着红晕。
她身上只穿着那件深蓝色棉袄，没戴围巾，怀里紧紧抱着那只老母鸡。
鸡似乎很不舒服，扑腾着翅膀，溅起几片绒羽。
她停在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微微喘着气，胸口起伏。
寒冷的白雾从她口鼻中呼出，迅速消散在灰蒙蒙的空气里。
她就那样站着，看着我，眼神不再是之前的羞涩或怔忡，而是清澈得惊人，像冬日的溪水，带着一股破冰而出的直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愣住了，握着车把的手僵在那里，不知该作何反应。我们之间隔着几步的距离，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风声、远处隐隐的市声、母鸡偶尔的咕噜声，都成了沉默的注脚。
她看着我，抿了抿嘴唇，然后，向前走了两步，把怀里还在不安扭动的母鸡，直直地朝我递过来。她的动作有些吃力，但很坚决。芦花鸡瞪圆了黑豆似的眼睛，歪头看着我们。
“鸡你带走。”她说。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字字砸在冰冷的空气里，也砸在我心上。
我完全懵了，下意识地就想摆手拒绝，喉咙却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她顿了一下，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然后，她抬起眼睛，更加直接地看向我，目光里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和令人心头发紧的恳切。
她清晰地说出了后面那句话：“把俺也带走吧，中不？”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北风卷着尘土和枯叶，在我们脚边打旋。
筒子楼斑驳的墙壁沉默地矗立着。
她捧着鸡，手臂微微有些抖，不知是冷，还是紧张。
鸡又“咕”地叫了一声，像是在催促一个回答。
我看着她。
看着她被寒风吹得发红的鼻尖和耳朵，看着她眼中那抹执拗的亮光，看着她微微颤抖却努力挺直的肩背。
这句话太直白，太大胆，完全超出了我对一个“本分姑娘”的认知。
没有矫饰，没有迂回，直接把她自己和她背后沉重的家庭，连同那只作为“聘礼”又险些被退回的鸡，一起摆在了我面前，让我选择。
带走鸡，意味着彻底了断，两不相欠，也坐实了我的懦弱与现实。
带走她？
那意味着什么？
我刚刚拼命逃离的一切，将正式成为我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沉重的负担，他人的议论，可能永无休止的付出……
可是，看着眼前这个在寒风中抱着鸡、说出惊人之语的姑娘，我心里那堵用现实考量匆匆砌起的冰墙，竟“咔”地裂开了一道缝。
那不仅仅是勇气，那是一种绝望中的坦诚，一种认定了就不回头的倔强。
她在把她最不堪的境况和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面前，让我裁决。
鬼使神差地，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干涩，却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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