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父亲并未完全消失 | 天涯·散文·“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一心|医生|天涯|少林|我们的父亲|散文|父亲并未完全消失|肖思

天有际，思无涯。

点击海报，一键订阅2025年第6期

编者按

生老病死是人间常态，而至亲的病痛与离去，却总在心底刻下最深的褶皱。肖思笔下的父亲，是世间最普通的父辈模样。这篇散文中，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细碎的日常、焦灼的守护、锥心的疼痛，以及父亲从患病到离世的每一个真实瞬间······

“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中，肖思、傅菲、蔡瑛、耿翔把目光投放在自己的父亲母亲身上，生活的摩擦与哭笑，生命的成长与消逝，都在文字中留下印痕，并澎湃着情感的浪潮。

今日，我们推送肖思《父亲并未完全消失》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

父亲并未完全消失

肖思

手术期间的父亲

我还没有长大，父亲已经年老了。得知父亲在开封一五五医院住院的消息，我夜间坐车离开北大校园赶回开封，找到父亲和母亲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十一点了。这时，医生正要我父亲去结核病防治所做皮试。由于当天是周六，下午不上班，当时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是赶不上，只有等到下周了。我二话没说就去打的，并给父亲打开后门，自己从前门坐了进去。然而，车却不走。我一看，父亲还没进来，手里却拿着一个车灯，旁边围着好几个人。我问是怎么回事，一个黑胖子过来说他的车灯被碰掉了。我又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我就从这儿一过，那个人说我把他的车灯碰掉了……”我这才注意到两辆车相距不到一米，我坐的这辆车车门一开，正好接近那辆车。我眼睁睁地问父亲：“是你碰掉的吗？”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说出来的话带着法官审问的语气。父亲也急了，他为自己辩解：“我就从这儿一过，没有碰它啊。”这时黑胖子过来说：“他是从打开的后门和我的车当中过去的，他的布衫没有扣，右边的衣角把我的车灯挂掉了。”旁边的人也这样说，我看了看父亲的衣角，它还在风中摆动，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为了赶时间，我问那个灯值多少钱。“五十。”“怎么能那么贵？你不要讹人！”黑胖子见我不信，他掏出手机拨通车铺的电话让我来问，电话里的女人也说是五十，好像他们是串通好的。我问父亲怎么办，父亲也没办法。我一看表，十一点半了，再拖下去就不用去了，就把票子一扔，坐上车走了。好在那儿的医生态度还好，并不急着下班，顺利地做完检查出来了。

我拦了一辆的士，父亲不愿坐，他说回去不用那么急，这里有11路公交车，就站在太阳下面等。我问父亲是怎么发现自己得病的，父亲说：“从春节开始感冒，一直没好。先是吃药，后来打吊针。少林出门那天才去南丈医院拍片，医生说是个瘤……”

“少林怎么了？”

“少林死了，你还不知道啊？”父亲说着说着，总是向我靠过来，我不断往一边退。

“二十三日那天一大早没有吃饭，少林去小宋会卖布。富强开着三轮，他跟你婶子，还有三妮、四妮坐在车上。走到打包厂前边，突然从旁边小路上开来一辆三轮。富强那孩子开车冒失得很，本来开得就快，又想给那辆车让路。结果往里一拐，车就翻到路中间儿了……”

电影《如父如子》剧照（2013）

起初父亲站在右边，由于风从右边吹来，我已经挪到了左边。他还是不停地朝我走过来，甚至说话都对着我。我又不能一直往左走，那会离站牌越来越远，只好往前跨一步，站到路上了。父亲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举动，接着说：“富强戴着头盔，要是不戴头盔，他也是不中。他爹在车中间坐着，摔得头都出血了，拦了辆三轮，没送到南丈就没气儿了。他娘两条腿摔坏了，现在连路都不能走。他三妹根本没气儿，当场就摔死了。他四妹却连一点皮儿都没破，拍拍土，自己站起来了。”

我问父亲：“你不是说是瘤啊，怎么又到结核病防治所来化验？”

“那天下午，送少林出殡回来后，我就去南丈卫生院检查。医生说是个瘤，后来又去堌阳卫生院拍片子，说是炎症。打了一个月消炎针，却不见轻，咯血又厉害了。来一五五医院以后，他们说是肺结核……”

“查出来结核菌了吗？”

“查三回都没有查出来，他们说这是空洞型肺结核，不排菌……”

“大爷，我给你说，你跟人说话时要注意保持距离，我看你跟俺妈在一起的时候丝毫都不注意。你要真是肺结核，传到她身上还得给她看……”说到这儿，11路公交车开过来了，上车之后，我坐在父亲后一排，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去这个防治所是错误的。因为我返校以后听说父亲执意认为自己是肺结核，尽管皮试的结果并不证明他是肺结核。但是这个防治所根据片子判断父亲是肺结核，特别吸引父亲的一点是，那里提供的药品属于国际援助，完全免费。于是他离开了一五五医院，就在结核病防治所拿了药回家吃。而且更能支持他的是他在开封住院时买的那本肺结核方面的书。他看了以后，说书里写的跟他的症状完全一样。因而后来母亲督促他再去检查时，他总不肯，逼急了就说：“非得检查出来癌症，你们就甘心了！”转述完父亲的这句话，我听见母亲在电话那头轻轻慨叹：“查出来也没钱看，就让他病吧！”母亲的这句话当时让我深感震惊而无奈。

半年过去了。我的论文已经写好，答辩方面的事已准备充分，就和母亲催促父亲再去郑州检查。这时父亲也不再那么固执己见，而是相信专家了。于是在河南省胸科医院做了肺部穿刺，经过细胞活检，结果果然是癌，肺腺癌，而且是中后期！这个结果是父亲亲自问出来的，起初医生似乎不肯对他说，但是他接连不断地问，医生就把写着检验结果的纸交给了他。他得知自己得的是癌症后并不紧张，而是表示要一心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我问主治大夫应该怎么办？

“应尽快切除，要是有扩散，再做化疗。”

“要是不切除能撑多长时间？”

“最多半年。”

“要是切了呢？”

“那就不好说了，三五年，七八年，一二十年都有可能。”

钱准备好了，蔡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了做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意外，然后让我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我觉得他说的就像杀人指导，他可以凭着这一纸协议任意杀人而不负任何责任。那么多危险，任何一项出现了都是要命的。为了延长生命竟要承受这么多提前丧失生命的可能吗？！我心惊肉跳，手足颤抖。这可是决定父亲生死的时刻，我下不了手，看看母亲，看看弟弟，他们的心其实和我一样，知道有危险，但是不做又不行，最后，协议书上留下了我一行颤抖的笔迹。

叔叔得知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也赶到医院来。那个炎热的中午，我们都在手术室前的狭长走廊里坐。红色的椅子一张挨一张，盛着灼热的阳光和焦虑。手术室的门合在一起，就像从没打开过一样，里面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在目光无能无力的时候，声音传递着所有信息。我觉得这时声音特别多：马路上车辆的声音，走廊里人们说话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切割铝板的声音。此时，我感到我的心也像声音一样穿越了空间的界限，守候在父亲身边……

突然，从手术室里传来了脚步声，我们从椅子上半立起来。主刀的梁主任捧着一个盘子走出来，他的白大褂前边沾着几点血。走到我们前面，他降低盘子，让我们看被他切掉的我父亲的左上肺。我看见一团很陈旧的紫红色，里面有一块全黑了，他用刀戳了戳那块黑，说：“这就是片子上的那个孔洞！”那神气就像一个警官捉住了贼。炫耀了一番后，他端着盘子回手术室了。而我觉得那个盘子还在我的眼前，一大块肉，如果他不指明，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从我父亲身上割下来的。父亲的肺，被我的签字和他的刀子割下来的肺。盛着父亲一叶肺的那个盘子围着我的眼睛晃来晃去，直到我听见吱的一声，比手术室大门还高的梁主任从大门里出来了，后面跟着一辆手术车，我的父亲躺在上面，叫他却几乎听不到回答，他只是睁开眼睛柔和地看看我，我这才知道他还活着。

化疗期间的父亲

父亲前两次化疗都由母亲照顾，我只不过是抽空到那儿看看。现在正是暑假期间，这一次化疗就由我陪父亲去了。

一到城里，父亲就不习惯。我听见他说了一句俏皮话：“城里的楼挨得太近了，架车都拉不过去。”其实他不可能在城里拉架车，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尽管从明天开始才进行化疗，他今天就为吃饭发愁了。本来医院附近那家大众饭店里的鸡蛋面最有味道，他自己也这样说，但是吃了一顿之后他就不想再吃了，想换换口味。去哪儿呢？我领着他在聂庄那一片儿逛，先买了一块钱的馍。那里的饭店特别多，一家挨一家，但是卖的东西都差不多，不是面条就是汤。看着一家还干净些的进去。面条刚吃过，就不提它了。我建议他要一碗鸡蛋汤，还比较有营养，他也只得同意了。我又看了看那张写着菜单的板子，为了给父亲多提供一种选择，我要了一碗麻辣汤。我对他说：“等这两样儿都上来以后，你都尝尝，哪一样好吃，你就吃哪一样。”他说好。父亲大概是心里燥热，自己跑到门外，从柜子里拿了一根冰糕吃。我点了一盘花生米配莲菜，又买了一杯扎啤。父亲一见那杯鲜黄的啤酒，眼睛既大又亮，说要倒些尝尝，就转身取了一个杯子，倒了少许，尝了之后又倒了一些，直到两杯差不多持平的样子。他说：“这比今天上午喝的那瓶金星强多了。”先上来的是麻辣汤，父亲尝了尝，说有些辣。一会儿，鸡蛋汤也上来了，放在离父亲较近的位置。他尝了一口，什么也没有说。我问他吃哪一碗，他什么也没有说。我就吃了麻辣汤，而他又来挑我碗里的细粉条。我问他是不是再换过来，他的意思是他可以吃我的麻辣汤，同时让我也吃他的鸡蛋汤，但是我没有吃他的。临走时，他的鸡蛋汤还是满满的一碗，只是把里面稠的给吃了。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剧照（2006）

回到病房，却见又多了一张床。原来是六楼下来的一个肺结核患者要做手术，相互一交流，原来中间那个病号也是从六楼下来的肺结核患者，不过手术已经做了四五天。父亲的床正在他们的两张床中间。最里面的那个病号患的是胃癌，肚子肿得老高。据说已经到了晚期，医院不给他做手术，只是化疗。他对新来的病号显然有些不满，说弄得太挤了，就给护士说他旁边的空调老是漏水，他的手机放在床上都湿了。其实几天前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才反映这个问题，显然是对新来者的间接抗议。但是护士说她也没办法。第二天一上班，那个护士进来说，对面病房有个病号由于凑不到钱回家了。她问谁挪过去，却没人作声。护士只好动员那个反映漏水的病号往外挪，他答应了，说等他爱人过来以后叫她先去看看。护士一走，他宣称自己根本不挪。午饭间，我建议父亲挪走，因为两边都是肺结核病人，被传染上可不得了。他却不以为然地说：“肺结核病人吃药以后就不会再传染了。再说咱在这儿化疗一共才四天，过两天就走了。”我劝他还是小心为好，让他不要总是和刚来的那个病号说话。下午，护士又来问谁挪走，却没人理她，她就挨个动员，父亲说他再过两天就出院了，不愿挪。其他人也不愿挪，那个护士就不再过问此事了。

父亲爱说话。从患病以来，他说的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病：他看病半年来的历史，他用的药都叫什么名字，他感到饿却不想吃饭，如此等等。这样的话他会说给身边的每一个病号听，他尤其爱说的是自己用的每一种药值多少钱。最里边那个病号也是在化疗，他用的药比我父亲用的药还贵。我父亲对他说：“我这一支化疗针就是一千块钱！”那个人说：“我一针两千！”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一种鄙夷的神色，父亲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天，他会把“一针就是一千”的话对那人再说一遍。其实，父亲做手术时还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常常念叨着为了看病花过多少钱，现在还要花多少钱，这些钱都是从谁家借的，以后怎么还人家。这些账他每天晚上都要算一遍。现在他最关心的是给医院的钱交够没有，总是不等护士催，他就催我先把钱交够，免得该用药时用不上。有一次，我站在通往手术室的走廊上打电话，还没拨完201的那一串号码，就听见他一路急促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来到电梯口，一转身正看见我，便说：“又叫交钱了，快去交钱吧，再交三百五，最少三百。”这声音让我感到好像是从一个求救者嘴里发出来的。

父亲感到最舒服的时候是躺在床上，看着一滴滴药水输入他的血管。有一天，维生素滴了二十分钟后该用枢丹针了。他让我去叫护士，我懒得去护士站，像平常一样按了按床头的铃。过了一会儿却没有反应。父亲催促我说：“你去护士站问问，二十三床该打枢丹针了。”我就出了门，其实从病房到护士站连五米都不到，但是既然有铃，我是不亲自去的，这次是个例外。进去一问，她们让我先回去，说一会儿就去打。但是等了一会儿还没来，父亲又催我去问，我说：“不就是一个针吗？早打晚打都一样，早晚给你打了就行了。”虽然这样说，我还是又去了一趟。再一问，原来她们还没有去取药，我回来给父亲一说，他就有些急了：“上一回就是这样，还是你娘催着护士一起到药房拿了药，要是等她一齐取来药再打就到十一点了。你快去问问，看去了没有。”我出去了，却走上和护士站相反的方向。正在窗口那儿晃悠，就见一个穿白衣服的进了病房。我跟着进去，就见她正要把枢丹针推入滴管里，却有一股气在前面，她弹过来弹过去，那股气还是去不掉。我意识到这股气肯定对病人不利，不然的话，她不会在那儿搞来搞去。我也不问她有什么不好，就那么一个劲儿地看着她弄，最后她还是昧着良心连气带药一起推了进去。她是个新来的实习生，里边那个做化疗的见她两次扎针都没扎上，就说：“你干脆让你的徒弟来吧。”她说她没有徒弟，结果把她的老师请来了。

化疗都是上午进行，下午没什么事，我想去书店，父亲也想去转转，就一起坐101路公交车。一出饭店门，父亲看见一个卖桃的，就停在车边看。我说要是想吃就买，他说他想尝尝，就问卖桃的能不能只卖一个。卖桃的妇女说一个也卖，就给他挑了个红的，但是父亲不想吃那一个，拿了一个不怎么红还带着青叶子的，一称正好一块钱。我让他去我住的旅馆里洗洗，刚付了钱，父亲就回来了，那个桃的叶子已不见了。他问那个卖桃的可有刀子，卖桃的取出刀子破开三分之一左右，他掰了掰，没有掰开，又递给那个卖桃的，卖桃的妇女一用力，桃子就分成了两半，说了一句：“你还没有我有力呢！”父亲说：“我是个病人，刚吃过饭，俺要去书店看书，看见你的桃就想尝尝。”又问她是哪里人，离这儿多远，等等。我提醒他该走了，他问我付钱没有，我说早已付了。他这才走过来，把一半桃子递给我，我无论如何都不接，他就自己吃了。

虽然是盛夏，父亲的衬衣外边还穿着一件厚布衫，但是一进图书大厦，父亲说他感到冷。我们一起乘电梯到二楼，渐渐地就分开了。后来我四处找他，发现他在看医药方面的书，就自个儿上了四楼，看到很多已经看过和还没有看过的中外电影的名字。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陈素真的两本戏：《宇宙锋》和《洛阳桥甩大辫》，每一本都是十五元，正在考虑买哪一本。“原来你在这儿！”父亲很高兴地说：“二楼三楼都没有，我想你一定是在四楼了。”随后，我看到哪儿，父亲就跟到哪儿。看着这么多音像制品，他不理解这么多东西都是什么时候生产出来的，同时忧虑这么多东西有谁买呢。我知道父亲一找我就是想走了，上一次在省直书店就是这样，那次我让他自己坐101路公交车先走，却总是担心他过马路时被车撞，不能安心看书。这次我要和他一起回去，但是一出来才知道外面正在下雨。只好暂避一会儿，等雨停了才回去。医院门口有不少卖葡萄的，父亲似乎不愿意吃饭，却对这些水果很感兴趣，但是他偏挑青的买，我给他放进去一串紫的，他又拿了出来。回到医院，天已经黑了，但是夜还很长，于是坐在水池前的亭子下吃葡萄，父亲先是说他看书没有什么目的，他慨叹在书店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忽然，他提醒我看背后，我看见有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修电缆。接着他再次感叹原来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如今却盖了这么多高楼。这让我想起他午饭后站在马路上看工人修管道的情景，那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

化疗结束，回到家里。父亲一把掀开门帘，那只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小白猫恰好从屋里出来，父亲说：“这只小猫还没死啊。”去郑州看病那天，这只小猫什么东西都不吃，还是用针管推进它嘴里一点东西。也许这只小猫的生命力引起了父亲的共鸣。回屋以后，父亲反复说医院里的事。最后他说化疗结束后，他要把疝气也治一下。我觉得他有重新开始生活的意思。

放疗期间的父亲

二○○五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当时父亲已病得十分厉害，白细胞高达一万五，输液也不见效。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夜里总是疼得无法入睡，只有服安眠药才能获得暂时的休息，后来一片不行了就服两片，再后来疼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过了几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说父亲这一次病得厉害，想是看不好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走在村口拐角处，光脚板上扎了几个带刺的圆球。我透过院墙上边看见家门上都糊着白纸，并且听见一个小孩哭着叫爷爷。梦到这里就醒了。这个梦让我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随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父亲打来的，也许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想再去医院治疗一下。“要是不去的话，恐怕这身子就毁了！”这个令我震惊的电话可能他早就想打了，然而，直到身体达到他能够承受的极限，他才拨通了我的电话。于是，我和家里人决定分头从两地出发，在医院里相聚。

车到郑州的时候是二月廿六凌晨五点钟，天还是一团黑。101路公交车居然已经运行了，坐到终点，河南省胸科医院在蒙蒙亮的黎明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父亲又在这里住十天了。春节也不曾回家的我，一回来就直奔医院。这时家中已寂然无人，母亲在这里，弟弟在这里。一年来，家流动在医院之间。我轻轻推开307的房门，看见父亲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母亲站在床里，眼看着他，弟弟背对着我。最先看见我的是父亲，在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他恰好往外翻了个身，就看见了我。这时，我只知道父亲又是一夜没睡，却不知道他已经永远也不会站了。那个会走的父亲，我再也看不到了。听母亲说，他们来医院那天下着大雪，由于刚过了年，车辆很少。火车坐不上，他们买到郑州的票，只坐到开封，后来还是乘了一辆加班车到郑州，却不能进城，把他们扔到了郊外。他们又跑着找公交车站台，直到天黑才到了河南省胸科医院，三百里路硬是在大雪中奔波了一整天。医院只有值班的人，他们只好先在旅社住下。母亲说，来那一天父亲还跑了许多路。在人民医院拍ECT的时候，他还是自己跑着去的，结果出来了：全身骨转移，他什么都明白了，腿也不会走了。我来到他身边的时候，第五次化疗已经进行到第三天。由于医嘱不让他坐，就是吃饭也得躺着。我渐渐得知像过去一样躺在我眼前的父亲已经成了既不会走也不会站，甚至是连坐也不会的人了。

电影《美丽人生》剧照（1997）

ECT结果一出来，弟弟本来是要给他放疗的。这个医院只能化疗，不能放疗。但是父亲执意不想转院，理由是他已经不能走了。无奈，弟弟只好给他继续化疗。化疗明天就要结束了，父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我决定立刻给他放疗，用车把他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转院那天下午，最后一天的化疗药还在滴着。郑大一附院放疗科根本没有床位，走廊里都是病床。中间只剩下一条小路，如果有人从此经过，坐在床边的人必须站起来让一下。我在父亲身边待了一夜，那是一个不眠之夜、疼痛之夜。父亲不断地出汗，不停地对我说：“给我擦擦汗，给我擦擦汗。”母亲说他什么时候出汗，什么时候疼得厉害。疼得厉害了，就让护士打止痛针。每天都要打一两次，开始他还能吃药，后来一吃药就干哕，只有打针。当时，父亲只有两条胳膊和一个头听他指挥，整个胸部只让他感受疼痛，腰部以下都没有知觉。就是打止痛针也感受不到疼，往往是打针的人已经走了，他还在问打了没有。还好，有人出院了，护士长考虑到我父亲是个重病号，就让我们挪到了病房里，第一病室：501。挪到房里虽然好些，下去放疗时却麻烦了：路太窄了，担架车下面的轮子太宽，过不去，只能把上面的担架卸下来，把父亲就着单子放在上面，再往外抬，走出七弯八绕的走廊，再放车上推着走，坐电梯，下台阶，上台阶，排队放疗。由于其他人都会走，另一个比较重的也只是坐轮椅，放疗师就把我父亲放在最后一位，并让我们每天过了十一点再来。就是这样，还得等一两个小时。那个矮矮胖胖的放疗师姓宋，他每次都抱怨不能按时下班，他妈给他做的饭都凉了。有一次给父亲放疗完已经一点钟，平常快一些也要到十二点半。

转院的第二天，护士发现父亲臀部的一侧红红的，有一块皮破了。父亲说是他抓的，护士急忙催我们买了疮疡灵，天天抹，要求每过两小时翻一次身，并且很认真地用卡片做记录，横格是左、中、右，纵格是时间。从此以后，护士一进来就问我父亲翻身了没有。父亲习惯平躺，不管是往左翻还是往右翻，都很难坚持半小时。后来平躺也不行了，总觉得下面有什么东西硌着他，让我们小心地把他的膀子抬起来，垫一个折叠的方巾或围巾什么的。有个性格很直的丁护士，她跟别的护士不同，一进来就问翻身了没有，我们照例敷衍她一下，她并不轻信，要亲自给父亲翻一翻。每次翻身都得两个人，我们还没来得及配合，她一个人上来就翻，结果就听见父亲喊道：“哎呀，疼死我了，妥了，妥了，我的肋骨叫你弄折了。”她便住了手，无奈地离开了。父亲还在那里抱怨：“你都不知道有多疼，它不是皮肉疼，是骨头疼，神经疼。摸着不疼，压着也不疼，就是里头疼。跟你说你也不信，还以为我装样子。唉！”事后，护士长给父亲加了个气垫床，但是一充满气，父亲就嚷着硌得慌。那个气垫床有一个个横格，护士说充满气后这些横格会自己移动，这样可以防止褥疮的恶化。但是父亲受不了，强烈要求拿走。护士长带领一群护士来给他解释气垫床的好处，但父亲执意不听，最后干脆让她们别说了，赶她们走。结果，气垫床拿了下来，也没有送还护士长，就扔在床里边。在守护父亲期间，我翻阅了一些肺癌方面的书，书中说肺癌的疼痛早期是间歇性的，后来是持续性的，最后是加重性的。并且由于病情的恶化，外力的作用足可致使骨折的发生。被丁护士搬过后，骨头折了没有，谁也不知道。反正后来他老是说有块骨头已经折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让碰那一片。对于别人的疼痛，人们只能想象，却无从感知；即使病人是自己的亲人，也只能同情，却无法代替。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后来父亲又一一向那些护士道歉，说那天他态度不好，最后郑重地感谢她们对他的关心。我想父亲那天的确太疼了，否则他不会那么无礼——他从不曾那样无礼。总之，为了那个可恶的褥疮，父亲饱受了许多不该受的折磨。

最难熬的是夜里，尤其是后半夜，特别是接近黎明那一段。书上说，癌症患者往往夜里比白天疼，父亲白天还能睡一会儿，夜里基本上没睡过。每当疼痛发作起来，他不是想死，就是让我赶紧去喊护士打针。他曾不止一次向我和母亲企求把墙上的电线插头递给他，他说光想摸摸，看凉不凉。但是我们一直都不肯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只是痛苦地看着他，或者干脆转过身去。后来他想自己从床上掉下来，看能不能把自己摔死。然而，这一点气力他都没有了。他要我把他送回家，只为了能让我尽快回去上班。

父亲每天夜里都要打两次止痛针，这就需要先找护士，护士再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值班医生喊来，让他开医嘱，这才开始配药。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的疼痛好像以超常的加速度向前推进。他一边怪护士为什么那么慢，一边嚷着马上回家，不看了。我想他不是担心自己死在医院里，而是实在太疼了的缘故。父亲肯定想过死的问题，他曾当着我们的面说他并不怕死，就是受不了疼。我要时刻观察他的病情，不能让他死在医院里，那是要就地火化的。丁护士值班那天夜里，我后半夜找她打针，她照例先给值班医生打电话，居然没反应，也许是睡得太死了，只好亲自去叫。回来之后，跟她聊起癌症的疼，她不动声色地表示着自己的同情。我问她，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吗？她看了看我，可能是觉得我太幼稚了：“放疗病人哪有不疼的？岂止是疼，他们都是要死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好的，最多也只能缓解一下疼痛。你听说过癌症有看好的吗？”她瞅着我，反问了这么一句，就去打针了。跟在她身后，我忽然对这一屋子一屋子和排满走廊两厢，在深更半夜还在活动的人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他们都是要死的啊。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不认为我的父亲会死，尽管我早就知道了癌症是不治之症。

每次都是这样，当父亲不疼时，他显得非常平静，在静静的夜里跟我说话。我劝他要有把病看好的信心，他也明显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问他当初在开封看病时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得的是肺结核，他说他怕检查出来是癌症，所以不愿接受进一步的检查。这时，父亲感慨地说：他的病整个走的是一条弯路。一开始去郑州看，那个医生说是肺脓疡，在家里消炎就行了。后来去开封，被当成了肺结核。去年十一月感到疼时来郑州复查，那个主治医生只说是感冒了，又在家打了两个月的消炎针。其实那时骨转移就已经开始了。父亲又慨叹他一生的命运，说四叔让他错失了进学校教学的机会，毁了他一辈子。接着就说他的病哪一天开始感到疼痛，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哪一天看了第几次病，哪一天回来，每一次都花了多少钱，等等。他很为自己拥有超强的记忆力而得意。那一夜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次长谈，却被邻床一个来自新密的老头子打断了：“别提恁大劲儿，黑价半夜还不睡，你可是病人！”我和父亲这次难得的长谈就此结束了。

三月十二日，放疗结束了。父亲并非如那个老乡医生吹嘘的那样恢复了行走功能，只是不那么疼了。离家近一个月来，父亲多次唠叨着回家，现在终于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了。来的时候跑着来的，走的时候却没法走了，父亲肯定是极其伤心的。我给父亲说回家恢复一段再接着放疗，连续放疗副作用太大，承受不了。事实上我知道这不过是劝慰之词。在出院时我问那个老乡医生，他改口说我父亲的病已是晚期中的晚期，也就是撑一两个月，而不再是活两三年了。当车把父亲和我们一家送到家，乡亲们帮着把父亲从车中抬到他曾经在那上面被折磨了两个月之久的床上以后，我的父亲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道他是由于见到亲人感到激动，还是想起了和他一样身患肺癌的堂兄弟邻居，他在多年前的某一天刚从医院被送到家，还没进屋就死了。

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父亲头朝北躺着，看着刚从两千里地以外赶回来的儿子，他说他看不见我们的脸。在问了母亲是谁之后，他自称是傻子，然后合上了眼睛。还是让他睡吧，我把目光转向了母亲。母亲说我走之后，父亲反复质问她的一句话是：“你为什么让他走了？你为什么让他走了？”她说我走之后，父亲先是咬断了被子下面电热毯的电线，却没死成；随后绝食四天，一心想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离开家还不到一周，母亲还是打电话让我回来了。三月二十三日，我回到了刚刚离开的家。

父亲醒了，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再次说出非把病看好的话来。他说前几天有个乡亲给讲了一件事：两个人同时去看病，一个轻一个重，结果诊断弄错了，原来病情轻的拿到了病情重的单子，结果人就毁了；而原来病情重的那个人拿到了病情轻的单子，渐渐康复起来。复述完这个故事后，他向我说病中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接着话题就转向了他的病，他说六甲蜜胺是有效的，吃了以后不再感到疼了，心里很安静。他问我以后如何给他治疗，那神情极其悠闲，似乎在谈一件跟他无关的事情。我劝他尽可能先多吃饭，等体力恢复了再去放疗。看着父亲的脸，我觉得我的话很轻。父亲的嘴已经歪了，右边大半部分合不住，他说这跟腿不能走是同时出现的，只是现在才明显了。再就是眼，父亲的右眼总没有左眼睁得大。

还好，父亲突然吃得多起来了，每天都吃四五顿，而且总能吃完。有时，母亲刚刷好锅，他就又要东西吃了。这让母亲感到很担忧，就像几天前什么也不吃让她感到担忧一样，以为他一定是又出了什么毛病。一问医生，说是好事，只好让他吃。又该输液了，父亲催我去找医生。他说每过几天总要输一回液才好，输液让他感到心里很舒服。但是，他的脉却不好找，扎了两次都不怎么下，就把架子放到一张小椅子上，让它慢慢滴。两瓶药液一下子滴到天黑，拔了针，就见父亲的左胳膊明晃晃的，原来是刚输进去的药液都堵在了胳膊上，没法往其他地方走。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输液，耽误他吃两顿饭不说，再吃饭竟然没有胃口了。

第二天是南丈会，父亲突然想喝丸子汤，我就去给他买了一碗。他一口气喝了大半碗，又吃了一根油条，停住了。后来，我在院子里看书，就听见他喊：“快点拉住我，我要掉地窨子里了！”我一进屋，他就拉住我的双手不松开。他说墙壁都在旋转，让我扶他躺下来，而不要头朝下，其实他就在床上躺着。不一会儿，父亲开始呕吐，连早上吃的玉米饭也吐了出来，满脸是汗。之后，眼还是不能睁，一睁就是天旋地转。

又过了一夜，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大早，父亲就急切地告诉我他想“换身子”。他说既然他的身子不能动了，腿也不能走了，就不能把他的身子扔到河里去。再换一个三十来岁人的身子啊，就不中啊？我说这种想法很好，却做不到。我问他怎么换，他问我怎么还不给他换。父亲因此对我有了不满。

又是一个有太阳的好天气，只是有些风，把父亲从屋里抬出来，抬到小三轮车上，然后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这时父亲却要求去自留地看看。去郑州看病前，邻居就开始盖楼了，由于邻居的楼跟自留地挨着，他不断要求去看看。我和弟弟推着他走到那里，楼已经盖到了第二层，他无法走过去看，只在短暂的停留中朝盖楼那儿望了许久。一辆车过去，旋起一团白土，从父亲的眼前飘过。听母亲说，父亲原准备看好病以后在自留地盖屋子，买个打料机，跟弟弟一起大干的，而今他心里只有痛楚。

回家以后，父亲要求还回到床上。然后让我给他揉腿，揉完这边揉那边，他都没有什么知觉，只让揉。我便对他说：“你现在的病是截瘫，这种病在七十二个小时内如果不能恢复，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现在最好的情况是练习恢复坐的功能，到时候给你买轮椅，也可以四处走动。”天黑了，父亲度过了最不平静的一天，接下来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听见他不断叫着弟弟的名字：“学民，快点！学民，快点！”我一到他身边，他就让我扶他坐起来，坐了不到半分钟，又叫我赶紧让他躺下去。每次都是这样，天亮后他还在说胡话——他已经不分昼夜了。喂他饭他一口也不吃，他说要从今天开始绝食，勺子一伸到他嘴边，他就一把推开。偶尔喂了一些进去，还是被他吐出来，喂水也不喝。中午，妹妹来了，带着一包热烧饼，问他吃不吃，他说不吃，妹妹转身走了之后，我问：“刚才那个让你吃烧饼的人是谁啊？”他居然说“是安国”。其实这时他不是不认人了，而是看不见了。他们总是喂不进去吃的，我却能喂进一些，就是因为他们喂的时候总是用勺子碰住他的嘴唇。而我则把勺子放在他的嘴唇上方，让水和奶滴到他的牙上，这样就不会被他推洒。因为他并非看见有人喂才去推的，而是觉得有人喂，他才去推的。所以，喂他的时候一碰他的嘴唇，他就有了知觉，于是一把把勺子推开。

绝食不久，父亲开始添痰了。由于不吃饭，他居然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一忽儿坐起来，一忽儿趴在床头，一口痰怎么也吐不出来。我给他买了急支糖浆，他拒绝服用，灌他嘴里也是吐出来。父亲的舌头上积淀了很多东西，连话也不会说了，只会“啊啊”的。母亲又一次找人占卜，买了布点燃，上面出现了字，说是寿限还长。母亲说：只是由于我告知了他双腿已不会好，只能靠坐轮椅为生，成了个废人，他才决心绝食的。这让我很后悔！

三月三十日，我在长辈的指引下确定了父亲的坟地，叔叔和弟弟去徐洼拉来了棺材。随着绝食的继续，父亲的肚子陷成了坑，面颊两侧陷成了坑，颧骨两侧陷成了坑。三月最后一天的夜里，父亲双手的舞动呈现出挣扎的迹象。四月来临，父亲一直喊的那个音节后来被我们一致确认是“niang”，只是由于发音简短而无曲折了。四月二日，父亲一直在睡，嘴里不再乱叫，手也不耍了，显得很安静，只是呼吸有些急促，嘴常常张着。当时老家正在推行殡葬改革，要求火化，事实上仍然采取土葬，如果白天埋，不管办事不办事，都要交一千五百块钱。所以，很多人都在夜里埋，一旦被举报，仍然罚七八百。我有个同学的岳父是大队支书，就和他取得联系，约定晚上七点半在王桥饭店吃饭。正吃着，妻一连发来三条消息：

“尽早回来，我们都很害怕。”（19∶58∶57）

“回。”（20∶38∶08）

“妈让你立回。”（20∶40∶18）

接着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不中了。我这就往家赶，一进屋，叔叔和母亲正在给父亲穿衣。父亲身上热乎乎的，头一摇一动。这套衣服花了近二百块钱，也许是父亲穿过的最值钱的衣服。他穿上后，就像一个陌生的戏子。母亲说父亲走得很平静，胳膊没再舞动，先是出现了一两次呼吸的停顿，随后便是呼吸的永远终止——绝食一周的父亲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

没有父亲的人

夜从来没有这么黑过，我掂着一把铁锨出了家门。顺着胡同里的声音，我感觉到村口已经站了好几个人，聚齐之后一起往地里走。一只脚踏着麦苗，一只脚踏着土地，父亲永久的住所到了。我在它的中心位置掘了第一锨土，他们就挖了起来。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一个人沿着老路回去。夜太黑了，无论怎么走，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挖地，挖我脚下的地。

零点一过，就是新的一天了，还是那么黑。父亲沉重的棺材被抬到了车上，不知道此前精心摆放的位置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车砰砰地响着，我觉得可能对父亲构成了干扰。一出门，在车轮前边点了纸，把父亲的几件衣服放上面，火烧得厉害，夜色就像油一样加速它们的燃烧。火小下来，长者的话语传到耳边，我和弟弟起身往前走，退着走，看着车轮从火苗上碾了过去。车灯的两道光线在砰砰声中晃来晃去，如同枪弹撞到了刀片上。我挖了一铁锨的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大坑，下面却涨了一层水。难道要父亲睡在水里？我觉得不太合适。他们用铁锨泼出来一些，撒上土，却成了泥，棺材一放就陷了进去。原本被黑夜覆盖着的棺材上开始落土。土，还有黑夜，没有任何声音。坑平了，坑鼓起来。人群消失在黑暗里，当时是两点钟。我落在最后，只剩下我自己，黑夜把我和最亲的那个人也隔开了。我想父亲应该有个适应过程，平常父亲身边都是气，而今到处都是土，还有水，一开始肯定不舒服。我是不是该陪他一夜呢？这样想着想着，就离他越来越远了。

第二天，女儿一进屋，发现爷爷和他躺的床都不见了，就问奶奶：“爷爷去哪儿了？”问了一遍又一遍，母亲这才说：“爷爷走了，不管咱了。”这一天，母亲没起床，哭了一场又一场。她说父亲还清醒时，曾叫她给他一根电线，让母亲先触，他后触。父亲对母亲说：“我不中了，你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母亲不同意，她还想着三个孩子。她不能那样，又不愿这样，所以只能哭。父亲去世后，母亲整理床铺，发现床板都白了。因为父亲一疼就流汗，汗水渗透被褥，聚在床板上。这些发白的床板让母亲深感震惊，似乎直到那时，她才领悟了父亲遭受过的痛苦。

我一直不放心，因为父亲入土时，他的棺材是放在水里的。据说墓穴刚挖好时并没有水，一转眼，水就从土里冒出一大片。但是我只有把父亲埋在那里，而不是让他继续待在家里，我别无选择。不久后的一天，母亲给我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父亲躺在水里。她又没有亲见，怎么能知道父亲躺在水里呢！看来，梦真的很神奇。我就给她说：父亲已经死了，没有知觉了，水里土里还不一样？其实在此之前，这何尝不是我的忧虑呢？我听说孔子埋了母亲以后，墓崩裂了。但是由于当时不兴修墓，只好任其自然。因为他知道人死之后是没有知觉的。可我却很想打开墓穴看看父亲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这种想法我不只一次有过，而且有时这种愿望很强烈，结果也只是想想罢了。

圆坟那天，我把一个红苹果扔到火里，看着它变成散发着香味的黑苹果。弟媳哭诉她女儿刚出生时，父亲兴奋地去抱，却没有力量抱起来，便说等他病好了再抱，而这已是再也不可能的了。父亲去世十一天后，我从网上看到英国女作家朱丽娅·达玲因乳癌病逝的消息，她享年四十八岁，比我父亲小七岁。她的最后一首诗是《结局》，我把它译成了中文。最后一节是：

无法忍受的医院，那些灯罩，那些水管，

面容疲惫的医生，候诊室的椅子，

我来此地已经太久，现在也该回去了。

我想这也是我父亲最后的心情。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然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诗歌里，我的父亲仍然反复出现。亲爱的父亲一次次来到我的梦里，尽管依然疾病缠身，却对我慈爱如初。正如我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父亲，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完全从尘世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