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有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普通山岗，当地人称之为“铁铺岭”。
这里地处兰溪河与资江交汇处，本是一处寻常的城市建设用地。
2013年5月，为配合施工开展的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却让这个名为“兔子山”的遗址一鸣惊人。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地表，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跨越战国至三国孙吴时期、总数约15000枚的简牍。
这些沉睡两千年的官府文书，正等待着向今人诉说古代益阳的点点滴滴。
古井深处的历史密码
十六口古井的宝藏
由于历代生产建设活动的破坏，兔子山遗址的保存状况原本不容乐观。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古人员发现了16口珍贵的古井。
这些井口直径一般在1.1到1.5米之间，深度达9到10米，成为了遗址中最丰富的文物宝库。
令人惊喜的是，井中的竹木材质文物保存得出奇完好。
更难得的是，其中11口古井中出土了约15000枚简牍。
这些简牍经过鉴定，材质包括杉木、软木松、绿兰、榧树、楠木、化香树、刚竹等，宛如一个古代木材的标本库。
跨越六百年的档案库
这些简牍的时代跨度令人惊叹——从战国楚国、秦朝、张楚、西汉、东汉一直到三国孙吴，整整跨越了六个历史时期。
它们原本是益阳县衙署的档案及公私文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人口、田亩、物产、赋税、司法等方方面面，堪称一部用竹木书写的益阳地方志。
除了简牍，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回纹空心砖、回纹小方砖等建筑构件，以及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等生活用品，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县城生活图景。
简牍中的历史瞬间
战国楚简与秦二世文告
在四号井和九号井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珍贵的楚简。
其中四号井底部发现残存8枚简牍，惊喜地发现文字为战国楚国文字。
而九号井中发现了，秦二世的文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始皇帝”三字换行顶格书写。
这是目前所见诏书、奏疏中提到皇帝或朝代名称时，换行顶格的最早实例，开创了后世此类文书体例的先河。
“张楚之岁”的独特见证
在八号井中出土的“张楚之岁”觚，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见证。
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后，益阳当地响应起义，并沿用楚国的大事纪年方法，留下了这枚珍贵的觚。
这是考古发现中，罕见的记录张楚政权的实例，填补了秦末农民起义史料的重要空白。
两汉长沙国的详细记录
西汉早期的简牍主要出自一号、五号和七号井，是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的档案。
其中七号井约500枚简牍，保留了“阳马”“下资”“沩陵”“都乡”等古老的乡名。
文书格式规范，包括年月日、县乡官吏名称、事由和记录者等信息。
西汉晚期的简牍出土于三号井，保存状况良好。
其中司法文书，详细记录了案件的全过程，包括涉案人员、事发经过、判决结果等，地点涉及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等地，展现了当时完善的地方司法体系。
编号J351的大木牍，其实是最早的廉政档案。
记录了元始元年益阳官吏张勋在向临湘县移送赋税“池加钱”时，监守自盗的事件处理经过。
遗址背后的古城真相
益阳县治的时空定位
通过对遗址周边区域的调查和发掘，考古人员确认兔子山附近存在一处古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
这里就是楚、秦汉至唐宋时期的益阳县治所在地，而兔子山正位于这座古城址的中心部位。
这一发现不仅确定了古代益阳县城的准确位置，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档案集中出土于此——这里正是当年益阳县衙的所在地。
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
东汉晚期至孙吴时期的简牍出土于六号井，约1000枚木简，内容为钱粮出入账目等，上有“永寿”“建安”“嘉禾”等年号。
这些简牍的年代与《后汉书》中记载的“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等事件完全吻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那个动荡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结论：改写历史的考古发现
兔子山遗址的发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县级衙署运作的详细情况，更填补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史料空白。
从战国楚国的文字，到秦二世的即位诏书；从张楚政权的纪年，到两汉长沙国的档案；从东汉的动荡社会，到孙吴的地方治理，这些简牍串联起了一部生动的益阳地方史。
它们不仅是研究古代地方行政、司法、经济、社会的重要资料，更是我们理解从战国到三国这六百多年历史变迁的宝贵窗口。
兔子山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脚下，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去解读。
每一枚简牍，都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信使，向我们诉说着那些被遗忘的岁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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