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的重庆郊外，冷雨淅沥，李秀文握着一只小小的马口铁盒走进郭沫若的居所。盒里藏着叶挺亲手剪裁的“文虎章”。木门“嘎吱”一响，简单的寒暄后，李秀文递上礼物。郭沫若轻轻掀开锡纸，看见写着“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的十个字，指尖微颤。那一刻，他没有料到，这枚粗糙却沉甸甸的圆章，会把两位老友的命运又紧紧系在一起。
时间稍往前推。1938年4月，武汉江滩雾气未散。叶挺刚结束募集物资的奔波，来新四军办事处找周恩来讨论北移部队的计划。门口正好碰见郭沫若——那年的郭沫若，受陈诚之邀准备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心里却满是疑惑。叶挺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这种安排听着就别扭。”郭沫若一笑，没有反驳。晚上，两人又去江边找周恩来当面求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几乎成了三个人共同的口头禅。话题越聊越深，郭沫若随手写下“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赠给叶挺，权当壮行。墨迹未干，叶挺就命副官裱起来放进皮箱——那段标语日后成了他在囚笼里支撑意志的灯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叶挺的军旅节奏愈发紧凑。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突围皖南失利，9000多名官兵陷入重围。枪声、雨声、呼号声混杂。叶挺弹尽粮绝，被俘前夕，他把裱好的字条塞进胸口，抬头对身边警卫员说了一句：“别怕，总有出去那天。”此后五年，他辗转上饶、恩施、桂林直至重庆郊外，日日面对蒋介石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探监游说——手段五花八门，叶挺却守着那句“匹夫志”，纹丝不动。国民党方面甚至承诺高官厚禄，只要公开“悔过”；他淡淡一句：“不必多说。”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监狱里允许有限度地传书。叶挺便把全部激情倾注到诗稿，以香烟纸剪成方寸小格，字迹细若蚁行。一首《囚歌》就这样诞生。诗稿先塞进空筒，再交予李秀文。郭沫若拿到原件后，彻夜难眠，灯下反复咀嚼“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这两句，暗自感叹：这是铁窗里的呐喊，也是一个军人对人格底线的宣誓。
时间线来到1946年3月4日。抗战已胜利近半年，中共中央多方施压，蒋介石终于放人。叶挺走出白公馆时，身形比从前消瘦，步速却依旧利落。当晚，他被护送到红岩村。刚坐下不久，门口又响起熟悉的脚步声。郭沫若披着灰呢大衣，推门而入。昏黄的油灯下，两人对视几秒，谁都没急着开口；沉默更胜千言。片刻后，叶挺先笑：“沫若，你还记得那句话吗？”灯光摇曳，墙上映出并肩而立的剪影。
郭沫若点头，伸手入怀，掏出那枚“文虎章”。金属略显斑驳，却依旧泛着微光。“这是你给我的礼物，也是你给自己的礼物。”他说。叶挺握章在掌心良久，忽然轻声：“总算兑现了。”
不久，两人又谈到前线。叶挺计划去延安报到，恢复战斗序列；郭沫若则准备北上东北，筹建解放区文化机构。交谈间，窗外的夜色浓重，红岩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他们都清楚，真正的决战还在后头。
4月8日晨，延安专机起飞前，叶挺在宿舍门口与警卫轻松闲聊，神情像一位即将回家的老兵。郭沫若因公务未能送行，但托人捎去一句口信：“待平原上见。”谁也没料到，这竟成为诀别。下午两点许，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殉难。电报送到重庆那晚，郭沫若握着竹柄毛笔，半晌无言。用作速写的信笺上，墨迹渗进纸纤，化成一片乌黑。他没有写祭文，只是把“文虎章”重新抚平，放进红丝绒盒，锁进抽屉。次日晨，人们见他照常办公，唯一变的是袖口的黑纱。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主持政务院文教工作、筹建中国科学院。每逢清明，他总会把囚歌全文写一遍，锁进案头抽屉。 1961年春，中央号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他特意驱车到肇庆阅江楼，久久凭栏。有人问他为何沉思，他叹气：“那年北伐，就是从这座楼出发的。”此后不再多言。
1970年盛夏，叶剑眉敲开郭沫若住宅的小铁门。她已是中年，眉眼间却仍能看出几分父亲的影子。客厅里闷热，老先生却坚持摆上一壶滚水。谈到叶挺旧事，叶剑眉提出想要郭老再写《囚歌》。郭沫若当即起身取纸，“笔墨早就准备好了。”不到半刻，七言句子已顺势走完，落款“炬火”两字遒劲有力。从头到尾，他没有看原稿，仿佛诗句长在血脉里。
八年后，郭沫若病逝北京协和医院。清点遗物时，家属在床头柜发现那只红丝绒盒。打开，仍是那枚“文虎章”。盒盖内侧斜写一行小楷：“志不可夺，以记希夷。”字迹比年轻时略显颤抖，却端正清晰。工作人员合上盒盖，把它与遗著一并封存。没有人再去打开，它背后的故事却在老兵间口口相传。
北伐开始的意气、皖南突围的悲烈、囚笼里的诗篇、红岩村里的重逢……所有片段交织，塑造了一段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独具分量的友谊。两位战士，一支笔、一把剑，各守半壁山河。叶挺说过：“志向这种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听的。”郭沫若用整整一生，把这句话写成注脚。而那枚简陋却灿亮的圆章，也就成了中国人骨子里“不夺志、不低头”的生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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