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1日，青岛第三海水浴场。浪翻起细白泡沫，站在岸边的毛主席刚结束半小时的畅游，原本愉悦的神情被咳嗽打断。冷风一吹，他感到头晕，身边警卫忙把毛巾披在他肩上。第二天，感冒症状明显加重，连夜值班的保健医生却找不到合适的中药。正在这时，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递来一个名字——刘惠民。

刘惠民是济南有口皆碑的老中医，用药大胆。保健组犹豫，担心出问题。舒同轻声一句“若有差池，责任由我全家担”，让气氛骤然安静。三剂汤药下肚，毛主席咳嗽止住了，胃口也开了。主席握着舒同的手道谢，信任由此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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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并非始于青岛。早在1932年3月，漳州战役刚结束，硝烟尚未散尽，毛主席在阵地上第一次见到舒同。彼时的舒同正指挥士兵搜集弹药残片，汗水把灰尘凝在额头。毛主席上前打趣：“听说你字写得漂亮。”舒同答：“字好不好，打仗见真章。”两人相视而笑，简单一句话，埋下长久情谊。

舒同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1926年入党，30岁时已是红一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把枯燥条文写成顺口溜，战士走着走着就能背，会心一笑间，疲惫减半。到达陕北后，他依旧握着毛笔写标语，骡马颠簸，字迹却稳健。毛主席欣赏他能“笔墨带火气”。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紧迫，毛主席电令舒同北上主持政治工作。赶到沂蒙时，妻子刚产子，取名成了难题。战火连绵，他看着山口关隘，自嘲“一关又一关，这娃就叫关关”。简单两字隐藏的是前线政治部的艰辛：整训干部、稳定民心、引导舆论，每一步都像闯关。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原被考虑调任新华社，却因济南“向明问题”急需处理，陈毅元帅临时“截胡”，把他留在山东。1954年至1960年，他主持山东省委工作，推动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筹建黄河三角洲开发方案，还让青岛走上重工业与渔业并进的道路。工作量大，饮食又以辣为主，老痔疮反复作痛。

1960年10月，中央整风压力大，各地干部轮换频繁。山东上报舒同“因病难以坚持工作”，组织部随即批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消息传到武汉正在开会的毛主席耳中，他当即皱眉：“是谁让他下去的？他身体有恙，不等于不能工作。”一句质问，让会场陷入沉默。

秘书赶紧电话核实。原来舒同刚做完小手术，正在青岛疗养，并未表态辞职。毛主席再次叮嘱：“他依旧是省委书记，好好休养。”短短二十余字，既肯定了舒同多年贡献，也给山东干部吃下一颗“定心丸”。

几周后，舒同返济南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发现，他坐姿仍端正，讲话时习惯手握钢笔，却不再长时间站立。有人悄声说：“主席一句话，可真管用。”那年冬天，山东粮食调度紧张，舒同带队跑遍滨州、昌乐，分配口粮与饲料，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民间抢购风波。

1964年，舒同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机构，他的“舒体”横空出世，被誉为“行草与榜书之间的桥梁”。朋友相聚，劝他多写字少熬夜，他笑答：“革命几十年，陋习也革命不了。”其实，长期操劳早已让他须臾离不开药罐子。

舒同与毛主席相交三十余载，一个以笔墨见长，一个以诗词为伴。双方面对战火、病痛、纷繁政务，都保持率真。1960年的那场“免职风波”只是插曲，却凸显了两人之间的默契与信赖。有人说，真正的友情，不靠刻意维护，而是在关键时刻的一句话，足以扭转他人命运；舒同和毛主席的交往，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