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盛夏，长春制片厂内传来枪声，一个退伍老兵在巡逻途中遭到枪击，当场殒命。
上级下令严查，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的蛛丝马迹，竟指向了一个意外的可能性。
而真凶的身份更是令人后怕，那么，真凶究竟是谁？
1950年夏季的某个夜晚，长春电影制片厂像往常一样归于沉寂，工人们早已散去。
西北角是厂区最偏僻的一隅，荒草丛生，连白日里也少有人至，更遑论深夜。
可回应他的，只有自己枪声回荡在厂区空旷角落的回音，还有不远处草丛间一声似有若无的响动。
枪响再次划破夜色，这一次，子弹打进了他的右腿大腿根部。
他一个踉跄，几乎摔倒在地，强忍着剧痛回身躲进附近一处老旧器材房，脸色惨白，浑身冷汗直冒。
他一边按住伤口止血，一边找寻电灯开关，可是这座房子太老旧早已断电，所以他只能咬着牙跑出来，一瘸一拐地奔向保卫室。
接到电话的正好是公安局副局长，天还未亮，他就连夜召集刑侦骨干赶往现场。
医生说，子弹没有击中大动脉，但失血不少，必须立刻送往医院急救，警方封锁现场，开始调取所有可能的线索。
刑侦人员沿着现场一点点展开勘查，泥土地面被反复踩踏过，但脚印混乱，难以分辨先后顺序，更无法锁定具体人数。
有人蹲在血泊边测量位置，有人拿着手电筒贴着地面寻找遗落物，动作细致而克制，生怕遗漏哪怕一丝可能指向真相的线索，但是始终一无所获。
直到有人在荒草丛中发现了那四枚弹壳，整整齐齐地散落在一片不算宽阔的区域内。
他说，当晚两人巡逻至西北角时，发现附近有人影晃动，疑似潜伏人员。
他自己听到枪声后立即拔枪还击，朝着黑暗中的方向连开数枪，随后追击对方，不料在混乱中被对方回身一枪击中腿部。
对方借着夜色逃离，而他则强忍伤痛，返回厂内报警,整个过程，听起来惊险、合理，也符合大多数人对“突发袭击”的想象。
可负责记录的刑警并没有急着点头，他们反复询问了几个关键细节：开了几枪？大致方位在哪？双方距离多远？
有的地方含糊其辞，有的地方前后略有出入，但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样的偏差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当警方将他的描述与现场勘查结果进行比对时，疑点出现了。
如果当时真的存在双方交火，至少应当留下不同来源的弹壳，或者更分散的分布轨迹。
可事实并非如此，而后法医初步反馈的结果很快送达警方。
这意味着，枪口与他的头部距离极近，近到几乎没有反应和躲避的空间。
一个陌生人若是悄然接近到如此近的距离，他不可能毫无察觉，甚至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
那四枚弹壳，再次被拿出来检视，军械专家很快给出结论：弹壳口径一致，底火击发痕迹高度相同，几乎可以断定出自同一支枪。
伤口角度偏低，射入点近，明显不是在奔跑追击中被远处敌人击中的结果，反倒更像是近距离对着自己开的一枪。
为了避免判断失误，警方决定进行一次更加谨慎的试探。
他们以“慰问伤情”为由，派人前往医院，再次核实情况，同时暗中观察他的反应。
可当警员来到医院病房时，病床上早就空无一人，有人注意到，病房的窗户敞开着，窗台外侧，留下了明显的攀爬痕迹。
这一刻，所有的怀疑瞬间落地，如果他是无辜的，为什么要逃？如果他只是受害者，又何必在调查尚未结束前仓皇潜逃？
警方很清楚，这个对枪械、环境和人心都极为熟悉的逃犯，绝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警方通过他过去的履历一点点倒推，发现他在部队服役期间，曾长期活动于华北一带，尤其对山东一线极为熟悉。
这个判断，为后续的追踪指明了方向,三年时间里，办案人员辗转多地，反复排查线索，甚至数次扑空，但专案组始终没有放弃。
1953年，山东广饶的一家小旅店里，老板在一次例行登记时，发现一名住客对填写身份信息异常抗拒，神情紧张，却又刻意表现得过分镇定。
这种细微的反常，引起了他的警觉。
他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也默认这条路会顺理成章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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