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春，嘉陵江雾气正盛。几位年轻作家沿着山城的青石板小路涌入桂园，他们听说周恩来要同大家谈谈“抗战中的文艺”。那天的合影里，一位留着短胡茬、眼神倔强的汉子站在角落，他叫姚雪垠，年仅28岁。谁也料不到，二十六年后，他的命运会在中南海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被最高领袖亲口提及，并得到一句决定生死的嘱托。
时间回拨到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让北平陷入惊惶。姚雪垠本可以随妻儿南下，却执意留下，想亲眼看看这座古城能否顶住日军。很快，宋哲元部队撤离，北平沦陷，青年作家被通缉。为了活命，他剃须蓄须随时更换，终于混出城门，乘小客轮穿过渤海，在龙口上岸。有人问他当时的念头，他只丢下一句：“活着写，写了才能救人心。”这股韧劲，后来在《差半车麦秸》中炸开。
转到1938年3月，武汉会战正吃紧，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恩来在一次午餐时对他当面点名：“把你写的东西拿给《新华日报》，大家都要学。”饭桌顿时安静，碗筷碰撞声都停了。那一刻，他意识到文字也能成为武器。
抗战胜利后，动荡并未停止。1957年10月，他动笔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外人只看见他在纸上描摹闯王，却不知道写作环境忽冷忽热：资料难找、饭票吃紧、风声说变就变。1960年调到武汉文联，本只安排下乡改戏，他硬是挤时间整理出40多万字初稿。诗人李冰看完连夜打电话给程云，句子不多：“得保他继续写。”这种同行间的雪中送炭，让姚雪垠在困顿期没有彻底停笔。
1962年10月，《李自成》第一卷付梓。书刚出炉，他的妻子包好邮寄到中南海。很快，一份回执悄悄传到武汉：毛主席已阅。可好景不常，1966年风向突变，街头大字报与批斗声让作者的名字也悬在空中。姚雪垠当时正在郊区查资料，听到消息后只说了三个字：“继续写吧。”但朋友劝他先躲，他笑笑：“写书不怕冷，怕断气。”
同年8月中旬，中南海会议厅烟雾缭绕。毛主席在休息间隙突然抬手招呼王任重：“任重同志，姚雪垠的书我看过。要告诉武汉市委，对他要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王任重连夜打长途给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话很直：“中央指示，立刻落实。”宋侃夫当晚召集文化口负责人，一条线：人身安全要有保证，书稿绝不能丢。几纸电报，让姚雪垠从风浪尖被拉到安全区。
有意思的是，保与不保之间的尺度并非所有人都能把握。武汉相关部门干脆把他安排在郊区一栋老屋，门口留岗哨，外边闹得再凶，院内只闻翻书声。有人悄悄调侃：“这是特级作家待遇。”可那半年，他日写夜改，第二卷上、中、下三册相继完稿。耗神，却踏实。
1976年前后，局势逐渐平复，第一卷也做了修订，52万字上、下册再次面世。书店门口排长队，有老兵专程来买，说想看看闯王如何起义。邓小平听取出版情况后，问道：“他还有什么困难？可以帮他解决。”这一句，再次推了姚雪垠一把。稿费、资料、助手，全都跟了上去。
1981年，姚雪垠在武汉大学礼堂做报告，提到写作心路：“历史是座矿，挖不完。但挖矿的人最怕的不是石头硬，而是刚举镐就被赶走。”台下掌声很散，却绵长。熟悉往事的听众知道，那支铅笔之所以没被折断，背后是几位重量级人物的一句“保护”。
试想一下，若1966年那场会议上，毛主席没开口，王任重没拨那通电话，《李自成》也许就停在第一卷。文学史上或许会多一部“未竟稿”，读者只能猜测闯王的下文。可历史没有如果。姚雪垠最终以三百万字的篇幅，再现了明末那场席卷山河的农民起义，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立下标杆。
遗憾的是，第三卷出版后，作者身体每况愈下，四卷本计划最终未能全部落定。1999年春，老人把最后的手稿交给出版社时，笑着说：“后面留给年轻人，也挺好。”话语平淡，却藏着一生的崎岖。
从卢沟桥的硝烟，到中南海的叮嘱，再到《李自成》的热销，时间跨越六十余年。一个作家与国家命运的交叠，像并行线，不断相互牵引。保护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保护民族的精神火种；而那一句“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在1966年的风雨声里显得异常清晰，也异常珍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