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29岁的颜文斌正躺在晋察冀军区的一间土窑洞里包扎左臂伤口。听到胜利的消息，他没有欢呼，只把绑带再次勒紧，“账还没清。”一句闷声低语，让身旁的卫生员记了大半辈子。时间一晃将近半个世纪，1993年深秋，大连海风劲吹，已是副兵团级离休干部的颜文斌，依然保持着当年那股子冷峻脾气。
那天清晨，他照例五点起床，拿着望远镜巡视海面。修改完孙子写的作文后，警卫员小马跑来报告：几位日本游客声称房子原是他们祖辈旧居，想进去看看。小马话音刚落，老人抬头，目光像冰渣子，“不接待。”随即低头翻报纸，再无一句。
游客们没想到被拦在门口，他们递上名片，连连鞠躬，一旁翻译好说歹说。“对不起，首长最恨日本人。”小马语气客气但生硬，随后“砰”地合上铁门。几分钟后，屋里传出老人铿锵两字：“做对。”
有人觉得尴尬，甚至认为过于激烈，可若把时钟拨回到1938年7月的平山城夜色，就能理解这位少将的执拗。那一役，颜文斌带着两百多人的敢死队炸开城墙，硬闯碉堡，血战到天明，仅剩二十余人。撤出时，他从两丈高城头滚进壕堑，浑身是血装死整日才脱险。此后每逢七月，他总会在日记里写上阵亡名单，足足写了四十六年。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接踵而来。1947年秋，东北临江一带，颜文斌已是团长。一次夜袭，他右臂旧伤被迫重新开刀，因为缺止痛药，只能咬住枪托硬挺。医护摘除弹片时，他咬碎两颗门牙，血渍和汗水混成黑泥，滴在炉火旁噼啪作响。临行前，他只留下一句：“把弹壳留好，回头算账。”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三十九军云山首战告捷。作战总结会上，有参谋说美骑一师不可一世，颜文斌淡淡地插了一句：“对手只是装备不同，拼命谁都怕。”没几人知道，他右臂此时已无法再抬至肩高，仍坚持不退指挥席。
1955年授衔，本可直接挂上少将军衔，但因为任职时间差十几天，他只按规定评了大校。组织征询意见时，他抬手拒绝：“别破例。”九年后补授少将，他笑言：“这肩章是责任，不是勋章。”
晚年回到大连安养，组织给他安排了一幢上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日式别墅。外观古朴，内部早已翻修，可木梁上的日本刻字依稀可辨。周围邻居觉得稀奇，他却从不多看一眼。
1996年冬，女儿新房乔迁，特意请父亲来坐坐。客厅里挂着一幅樱花版画，客人说是名家手笔。颜文斌只扫了一眼，转身往门口走。女儿追出来，老人停住脚步，声音低却冷：“小日本的玩意儿别挂。”一句话不带回旋，留下满屋尴尬。
年轻一代很难想象他心里那道坎有多深。抗战时期，日军在保定周边屠村，妇孺被害，肠子被挑挂树头的惨状，他亲眼所见。自那以后，任何带樱花标识的物件，都让他心里泛起血腥味。
2003年夏天，老战友聚会，有人提议顺便去沈阳九一八旧址凭吊。颜文斌点头，却始终站在入口最前方。他左手撑拐杖，右手在裤缝里绞成钢丝般的筋，任谁劝都不肯往里多走一步。离开时，他只说：“看得够多了。”
2010年，大连市举办中日帆船友谊赛，赛事路过他家所在海域。主办方想借用他家的栈桥临时停靠，以为老将军会为城市形象通融。消息传入屋内，他吐出两个字：“不批。”对方再三说明不是军舰，仅是体育活动，他仍摇头。警卫小马悄声问原因，老人顿了几秒：“来了就得敬礼，我做不到。”
2014年5月，颜文斌在210医院病房度过百岁生日，护士推来蛋糕，他摆摆手，只要了一碗小米粥。凌晨，他忽然抬头对守夜的警卫嘱咐：“小鬼子要来，你还照门规办。”声音不高，却坚定。七月，他安静离世。整理遗物时，家属在抽屉底找到一本斑驳笔记，第一页写着：“国破山河在，赤子不肯降。”落款：1935。之后整本全是烈士名单，密密麻麻。
把旧事掸去尘埃，无论外人如何评判他的“偏执”，一脉相承的其实只有四个字——爱憎分明。有人说时代早变，该放下了，可见过血海的人，从不愿把恨与苦楚轻描淡写。那扇门外，日本游客留下的并非尴尬，而是被拒绝的记忆；门内老人留下的，则是一部刻在骨头里的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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