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2日凌晨两点，秦皇岛气象站挂出了七号风球。同一时间，中南海值班电话里飞出一句急报：“北戴河预计上午有七级台风。”话音未落，毛泽东正伏案批阅文件，他抬头望了望窗外黑沉沉的天，没有多说，袖口一卷，又批下两道指示。
黎明五点，北戴河海面仍在怒吼。房间里，警卫员李银桥刚合眼，就听到熟悉的嗓音：“准备泳裤。”他愣住，自觉耳朵没听错，却还是小声提醒：“主席，风浪太大。”毛泽东笑了笑，只丢下一句：“风浪好，锻炼胆量。”
其实毛泽东打小就与水分不开。少年在湘江摸鱼，青年在长江练漂浮，1925年广州农讲所讲课空隙，他也时常拉着学生顺江而下。到了解放后公务剧增，他却一直把“水里见真功夫”挂在嘴边。周围人清楚，这既是兴趣，也是他检验体魄与意志的法子。
早在7月初，中央决定暑期移驻北戴河办公，毛泽东把两箱子资料、一床长沙老棉被和旧草帽一并塞进专列。到站当晚，他就踩着月色下海小试，冷浪扑面，他却连打几个滚才肯上岸，笑称“比长江清爽”。
8月间，日常事务更繁重：审定农业互助合作草案、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接见河北基层干部……忙至子夜是常态。但他只要翻到史书里雷满、华温琪那些“水府”逸事，目光立刻亮起来。孙勇曾开玩笑：“主席看别人会水，比看奏折都高兴。”毛泽东答：“水里见人性。”
9月11日晚，连续三天阴雨，把北戴河拍得如战场鼓点。风越刮他越兴奋，索性关灯倚窗，听浪声写下几行草稿。凌晨，他做出决定：迎着台风下海。消息一出口，李银桥急忙通知周恩来，希望总理出面劝阻。
六点，沙滩旁，浪头已可没膝。毛泽东脱去衬衣，只留短裤，率先踏进湿软的细沙。警卫队列成半圆，想堵住去路。毛泽东摆手：“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叫机关里的青年替。”一句话像捅破窗纸，谁都退不下。
第一排浪打来，高过成人肩头，一股力将众人掀倒。众人刚稳住脚跟，又一排浪卷走半人深的沙粒。毛泽东甩甩臂膀，再冲。孙勇紧跟，其他人手臂交叉，硬闯第四排浪线才真正入水。
海里浪涌多变，仰泳仿佛被天和水同时拥抱。毛泽东有条不紊地换着蝶泳、侧泳，每次换姿都像给随行者定心针。李银桥鼻子与嘴里灌进咸水，心里只剩一个念头：盯住主席。毛泽东却悠然说出两字：“放胆。”
十五分钟后，岸上出现两个身影，周恩来、朱德气喘冲到防坡堤，海风把声音撕碎：“主席，回！”浪声盖过，他们只看到远处几点黑影起伏。朱德握着栏杆，不断往外探。
半小时，浪势减弱。毛泽东打了个转身，示意众人朝岸返。回程逆浪，几次被推回，孙勇臂膀酸麻。毛泽东嘴角却含笑，像在算计每一下海流。将近七点半，一行人才踩回湿沙。
周恩来上前，衣襟被风鼓得猎猎作响，眉头仍皱着。毛泽东冲他一挥手，“秋水杀威，今日不过热身。”说着披毛巾，大步往驻地走。朱德低声叹了口气，随行医务员则忙着递姜汤。
午后，风息雨住，北戴河露出蓝天。工作人员觉得险情已过，却见毛泽东翻开稿纸，在标题处写下《浪淘沙·北戴河》的开篇：“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字迹雄浑，犹带早晨海水的痕迹。
有人疑惑，为何非得选台风时下海？毛泽东日后在干部会议提到这段经历：“波平如镜难得劲头。要识得潮汐节律，先得让浪拍几下。人，只有挺进急风恶浪，方知底气何在。”言罢，会场里一阵沉默。
此后几年，他仍逢海必下。但警卫工作更周密，先查潮、再测水温、最后配救生艇，层层把关。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们规矩越多，我越省心，心里就只剩海。”众人听罢，反倒暗暗松了口气。
一次次搏浪，不单是体魄游戏，更像他对世情的观察：潮起潮落，自有节拍，浪头背后也隐藏回流。1958年南昌会议，他提到一起北戴河经历：“海浪用冲击教人，也用退潮教人。抓住时机，才能站在礁石上。”
北戴河的海仍年年拍岸。当年湿沙上留下的脚印早被冲平，但那天台风里强行下海的故事，却在卫士们口口相传。有人说那是倔强，有人说是豪迈。无论如何，那汹涌的白浪，成为他们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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