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晚，京城秋意上头，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后，谭甫仁手握中将证书，心里却蹦出一个念头——娘要是见到自己这身军装，会不会像小时候夸他写得一手好字那样，乐得合不拢嘴？可他没料到，这份念头要足足等到七年后才能兑现。
七年间，武汉军区诸事缠身，湘鄂赣边地防务、干部轮训、战备演练一项接着一项。会议一散，桌上就是厚厚一摞公文；电话铃一响，又要进山查点防区。时针滴答，家书却总是寥寥数行：“娘，儿一切安好，请勿挂念。”母亲徐润莲在仁化县城口镇，每逢农忙空闲就托人捎话，“地里花生收了，给正古寄点尝鲜。”
1962年初夏，珠江口的潮水涨得格外猛。部队调研告一段落，参谋长悄声提醒：“司政二科批的探亲假，不能再往后拖了。”谭甫仁这才决定动身。六月下旬，他乘军区吉普到韶关，再换绿皮火车，最后骑马回到城口镇。阔别十二年，田埂依旧，村口那株老樟树却粗了两圈。
正午头，骄阳厉害。前方一位老妪弯腰锄草，衣襟补丁连补丁。谭甫仁下马，喊了一声：“老人家，要歇一歇不？”老人抬头，满脸沟壑，正是徐润莲。母子相认那刻，谁也没顾得上尘土汗水，只剩两句哽咽：“正古，你还活着！”“娘，儿回来了！”短短八字，把二十五年颠沛写尽。
傍晚，家门口柴火噼啪。稀粥配苋菜，味道却比军区食堂的高汤更香。吃到一半，老人忽然放下竹筷，压低声音问：“正古，你能常见到毛主席吗？”一句话把屋子里的油灯都点亮了。谭甫仁轻笑：“主席工作太忙，咱们哪敢经常去打扰呀。”这段对话不到十个字，却让老人舒了口气，“那就好好跟着主席干。”
老母亲并非猎奇。1928年井冈山，新城战斗后，毛泽东称谭甫仁是“一棵红色的苗子”；传回家乡时，徐润莲正被土豪逼供，她靠着这句夸赞硬撑下来。此刻，她只是想亲口确认，儿子依旧行在正确道路上。
探亲第三天，谭甫仁携母走访旧友刘顺娇。这位早年掏出祖传金戒子帮他脱险的农协会员，如今七旬开外，仍住土坯屋。将军没提官衔，只陪老人逛集市，买了绸布、红糖，又塞给她一张粮票，“以后缺啥，写信到武汉军区。”刘顺娇眼眶发红，“值了，真值！”
临别前夜，母子躺在竹榻上闲话家常。徐润莲说，新中国十三年，家乡几回分田几回修堤，村民腰杆硬多了；说到大姐蒙桂清，一辈子守着老屋，怕外人找不到门。谭甫仁听着，手心握拳——战争年代他欠家里太多。
假期转瞬即逝。返程那天，徐润莲执意把半麻袋花生塞进军车，还嘱咐司机：“路上给首长煮软一点，别噎着喉咙。”大姐站在田梗，一声不吭地挥手。吉普车拐出村口，尘土升起又落下，仿佛把岁月都拍进泥里。
回到武汉，军区会议紧接着召开。可只要忙里偷闲，谭甫仁就会掏出母亲手写的小纸条——黑色铅笔字，还带点泥土味：“记得穿棉衣，记得吃早饭。”有人调侃他太细心，他却说：“老娘念叨一声，顶半部守则。”
1964年底，母亲因病离世，电报传来时，谭甫仁正陪外军考察。请示打完，飞机却因天气延误，他终究没能回去。军机降落南昌机场，他面朝南方，长跪不起。警卫员只听见一句低哑：“娘，这次儿子又让您等空了。”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子弹划破武昌夜色，谭甫仁与妻子王里岩殒命。王自正的叛变，让军区震痛，也让城口镇的山岭再添两抔英魂。骨灰运回家乡时，一位县干部提议：“把将军夫妇与父母、大姐合葬，了却他的心愿。”众人无异议。
如今，东水河畔草木苍翠。春社时节，村里老人会指着那片松林对后生说：这山坡埋着四代人，一条红线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忠于国家，也忠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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