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初，瑞金叶坪的夜色格外清冷。昏暗油灯下，木桌上摊着刻刀、铜版和一张张素纸，黄亚光正比对着比例，把列宁侧面的轮廓勾在放大镜底下。墙外传来宵禁鼓点，他抬腕看了看时间——距离中央银行交样，只剩三天。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1929年3月，红四军攻克长汀后，毛泽东在“辛耕别墅”召集调查会。裁缝师傅、老衙役、钱粮师爷被请进屋，七嘴八舌把县里的地亩租赋抖了个底朝天。席间，一位脸生的小个子负责记录，他就是时任特支负责人黄亚光。那天散会，他硬着头皮向毛泽东发问：“这些人真能回答革命需要的全部问题吗？”毛泽东呵呵一笑：“不同眼睛看同一座山，才能知起伏。”这句话让黄亚光记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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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黄亚光就吃到了“发问迟”的苦头。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他闷不吭声，事后又拉着毛泽东补提意见。毛泽东点了点桌面，语气平和却不容辩驳：“会场的椅子是让人坐，但嘴可不能跟着坐。”从那以后，黄亚光学会了开口，更学会了把问题端上台面。

长汀岁月短暂而惊险。6月，闽西肃反扩大化风声骤紧，黄亚光被扣上“社会民主党”帽子，推到河坝刑场。行刑前，一名骑兵举着紧急命令赶到，“免于死刑”四字写得苍劲。黄亚光后来才知道，毛泽民正四处找能设计纸币的人，毛泽东也亲自批过条子：“此人有用，速保。”生死一线，就此翻页。

1931年底，苏区决定发行统—货币，毛泽民任国家银行行长，设计任务自然落到黄亚光头上。瑞金物资匮乏，画笔、圆规、油墨都得靠秘密交通员从上海分批带进。纸张更紧张，试样只能反复擦洗再用，一张草图往往铺了三层描图纸，不得不说，手头拮据反而逼出巧思。

图案初稿完成当晚，黄亚光带着卷轴找到沙洲坝小屋。屋里炉火正旺，毛泽东端着茶听他汇报。黄亚光展开五角币草图，小心翼翼开口：“主席，要不要把您的头像放在主版上？更能鼓舞士气。”毛泽东摆手，语气柔和却坚定：“革命是群众的，不是个人的。印上伟人头像可以，但不能是我。”屋内片刻安静，只听火星噼啪。

短短一句话，给了黄亚光新的方向。翌日，他挑选了列宁头像，同时在票面嵌入镰刀、锤子、五角星和赣闽地图，既庄重又醒目。为了防伪，他将毛泽民、邓子恢姓名化作复杂符号镌在下缘，外行看似洋文，内行一眼识暗号。

铜版刻好后运进中央印刷厂。前几批完全靠人力压印，墨线常因压力不匀而糊边。黄亚光与工人反复调配浓度，甚至把一种本用于广告的硬纸花边剪成齿形，贴在滚轴上制造暗纹。几番折腾，总算印出颜色饱满、护币线清晰的“苏维埃国家银行银币券”。

新币发行不等于万事大吉。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步步紧逼，白区金融封锁更加严苛。敌军故意投放伪票搅局，黄亚光所在的保卫组把所有交通要道设成检验哨，发现伪票立即追源，常常当夜破获地下伪造点。苏区群众也养成了“对光验暗号”的习惯，一旦发现票面上那串特殊符号字迹浮糊，就立刻上交银行销毁。

货币保卫战之外，黄亚光还得抽空为政府印刷会议文件。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前深夜，毛泽东把一叠厚厚手稿递给他，叮嘱：“字号、行距都画了线，你按排版刻，别写怪字。”黄亚光连连称是，心里却嘀咕：主席事无巨细，真较真。三天后，整洁的油印本分发到每位代表手中，准确无误。

瑞金的光与热挡不住阴云。大会议程刚结束，国民党飞机已开始轰炸，后续印钞设备不得不转移。黄亚光随中央局踏上转战之路，印版木箱始终跟在身边。每到宿营地，他先找河水浸泡铜版以防走形，再找晒谷坪重铺油布，免得线路碰伤。有人问：“这么累，值吗？”他想起毛泽东那句“枪重要，人更重要”，暗自回答——货币也是枪，不能丢。

信任来自流通。直到红军开始长征，苏区货币在闽赣依旧买得到盐巴、布匹，农家遇灾也愿意拿纸币换公粮。有人统计，三年时间，敌人伪票流入不过两成，真正撑起这份信用的，正是设计、雕刻、检验、宣传合力的日夜坚守。

多年以后，黄亚光回忆瑞金灯下那晚，仍觉得惊心动魄。若主席当时点头用自己的头像，或许设计能省去不少麻烦，却也少了人民政权的底色。适逢有人提起货币图案，他总笑着补一句：“领袖说的伟人，是全人类共同的先驱。”

历史有时就隐藏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伍分纸币上的暗号、壹元硬币券上那把锤子，凝聚着一个政权在艰苦岁月中维护金融秩序的决心；也雕刻出毛泽东“个人服从集体”原则的清晰注脚。黄亚光能幸免枪口，更能在铜版上续写生命，这是命运，也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