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3日清晨，台中清泉岗机场刚被朝阳照亮，跑道尽头那架编号“436”的RF—5E侦察机发动了发动机。没人料到，这趟例行训练课目会在一小时后出现在福建龙田上空。机长黄植诚临起飞前朝塔台挥了下手，地勤却只当是例行打招呼。
黄植诚生于1952年，祖籍广西桂林。父母、兄长、姐夫都是“老空勤”，一个家族几代人为国民党军方效力，在台湾空军圈子里算是“名门”。1969年，他从台北市立建国中学毕业，随后考进空军军官学校。5年求学，他累计飞行两千多小时，先后接触T—34、T—28、T—33等五种教练机，被誉为“能把书本知识直接搬进座舱”的尖子。1974年，他被分到第五战术侦察联队，成了同辈人羡慕的“精英新星”。
骄傲很快被现实敲碎。部队里大小节庆，礼品、奖金、津贴暗中分配，靠的不是成绩而是关系；机务器材流转中常见“高报低采”；连飞行油料都有人做手脚。黄植诚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这样下去迟早出事”，换来的只是同僚的白眼和长官的敷衍。更令他拧巴的是，1979年大陆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台军某些会议竟公开讨论“是否与越南协同对大陆实施空袭”。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策划，在他看来荒唐不堪。
起义的念头并非一时冲动。1980年底，他到台北市区放假，偶然闹出一桩小规模冲突：两名醉酒日本人调戏女服务员，旁人不敢吭声，他上前拉架，反被警员罚款。回到营区，他嘟囔了一句：“连外人都敢骑到我们头上，这日子算什么？”同僚笑他“多管闲事”，却没人替他说话。那一夜，他彻底做了决定——要回到大陆看看祖籍，也要远离这片让他心寒的土地。
谋划用了三个月。空军例行换装考核，需要带学员做复杂气象飞行。黄植诚选中22岁的实习飞行官许秋麟——年轻，技术尚可，最重要的是听招呼。起飞后不久，他以“减少阳光反射”为由，命令许扣上座舱后盖。无线电随即被关闭。
飞机穿过海峡云层，导航仪上那条亮色航迹偏离了预设航线。十分钟后，福州方向的山脉轮廓在舷窗外浮现。许秋麟留意到异常，大声提醒：“长机，航向不对！”黄植诚平静答道：“不回去了，我要去对岸。”短短一句，隔绝了过去与未来。
为了减少冲突，他在莆田外海让许跳伞返回。打开舱盖前还补上一句：“回去说我强迫你，别担责任。”许无奈点头，纵身离机。数小时后，台湾空军司令部拉响全面警报，台北的电话线被首长们骂到发烫。
下午13时许，RF—5E降落在龙田机场。地勤人员冲到机头，黄植诚脱下头盔，递上手枪，只说了两个字：“报到。”福建军区立即上报空军司令部。很快，专机把他送往北京。数次谈话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奖励人民币65万元，以支票形式发放；批准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任某航校副校长，军衔中校。
不少人对奖金议论纷纷。那年普通干部月工资不足百元，而65万元可在北京买上百套四合院。可再看飞机——RF—5E属侦察型“北虎”，裹挟无线电测绘、侧视雷达等最新配套，全台仅29架。用军内同行的话说，“这买卖不亏”。
1983年，他完成转训，带学员飞歼—6、歼—7，飞行品质记录再次排在前列。1986年获特级飞行员，1988年戴上上校肩章，1995年晋升少将，时年43岁，是空军里少见的“起跳点在对岸”的将官。同年，他被安排参与歼—8侦察型改进方案论证，曾一句“多功能吊舱要为下一代打基础”，被总师采纳。
“中央奖励你，图什么？”有记者悄悄问。黄植诚想了想：“图我这一颗心，图飞机上的那堆资料。”话不多，却点透了关键——技术、士气，两样都要。
台湾方面反应激烈。蒋经国当天召集紧急会议，责成“国防部”说明防务漏洞。据后来解密的档案，“国防部长”高魁元于5月8日递交辞呈。更难堪的是，1981—1986年，台湾空军又发生三起飞行员起义，包括F—5F、F—104G等机型，一条“东北—福建—广州”空中走廊成为岛内高层的心病。
值得一提的是，黄植诚回到大陆后，多次拒绝媒体把他塑造成“传奇英雄”。他更愿意讲飞行技术、讲战术革新。在西北试训基地，他常和年轻学员围着沙盘比划，语气轻描淡写，却句句在点子上。老同事回忆：“他把对空中摄影的理解，甚至对电子战的感受，都掰开了给人看，这比光讲政治故事靠谱多了。”
1999年夏，空军举行高原演习。有人建议邀请黄少将观摩。那天，他站在拉萨贡嘎机场指挥所，看着歼—8Ⅱ起飞后才缓缓说：“飞行员不能困在岛上，也不能困在心里。”近旁战勤参谋愣了几秒才回过神来。
时光推到2000年代，他淡出一线，转任空军某研究院顾问，参与无人机任务规划。媒体追问起当年的65万元奖金，他笑答：“大头捐了，剩下的买了书。”这句话真假难辨，却让不少听者发出会心的哂笑。
黄植诚的经历，是两岸军事对峙年代一段特殊注脚。他本人从不自称英雄，外界却难以忽视那架单机飞越海峡的分量。一位研究者说，如果把冷战时代的东亚天空画成长卷，1981年5月3日的那道飞行轨迹，必是一道醒目的折线——它划开了历史，也留下了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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