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的重庆，解放碑下报童吆喝着“中原冲突，再起烽烟”时，一份机要电报从行营飞往南京，收件人写着“委员长亲启”。电报核心只有三行：王维舟已抵渝，身份公开，速作处置。铺天盖地的传闻随即在茶馆与码头蔓延——有人把他夸成“天兵大帅”，也有人咬牙切齿地希望他立刻离开四川。
消息传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工作人员窃窃私语：“老王回来了？”一位知情者摇头：“别叫老王，人家资格比咱们组织还早。”这句玩笑并非夸张。毛泽东在1945年延安七大审议中央委员名单时给出的注解早已流传：“他在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
时间拨回1920年11月。那年，29岁的王维舟在上海法租界秘密联络站，签下宣誓书，加入的却是朝鲜共产党。辛亥革命与护法运动都走过的他，对“民族独立”“工农解放”已烂熟于心，眼见国内尚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只能先在异国兄弟党旗帜下落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自动转为正式党员，档案编号相当靠前。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大肆清共。王维舟奉命潜回川东，依托巴山深处的盐井、煤窑组织革命武装。那时四川军阀混战，外有刘湘、邓锡侯，内有陈国枢所谓“神兵”。这些“神兵”满手大砍刀，臂缠红绫，自称刀枪不入，夜里放火，白日抢粮，百姓苦不堪言。新招募的红军小战士见状心虚，纷纷辗转议论。王维舟提枪上马，只丢下一句：“纸糊的神，拿什么挡子弹？”不到一个月，神兵土崩瓦解。战后，川东老乡编出顺口溜：“神兵不灵，红军最行，王维舟有破神法。”这份草根声望，让国民党军警闻之色变。
1935年，他与红四方面军随长征北上，后来调入八路军。卢沟桥枪声一响，385旅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杀入晋东南，再挺进陇东。平型关外，他设伏打阻击，苹果园、王家渠数役皆捷。385旅兵力常年不过数千，却顶着日军三个旅团的压力游击晋西北与陇东，掐断日军同西安、兰州的交通线，打得日方多次电令“务歼王旅”。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请毛泽东赴重庆会谈。表面修好，暗地备战。中央判断西南斗争凶险，决定让熟悉本地形势、且在地方有巨大影响力的王维舟率家人秘密返川。1946年3月初，他乘机抵渝，与年逾花甲的吴玉章会合。两人换上长衫，白天出入各社会名流聚会，夜晚伏案起草《川康边区民主改革提纲》，设置地下交通站。毛泽东电示一句：“不要幻想协议自会兑现，准备斗争。”
然而，王维舟身份很快被军统摸清。7月5日，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三日内，驱王维舟出川！”代行营主任张笃伦摆下酒席，故作客套：“王先生，重庆山水虽好，您不宜久留。”王维舟抿茶，淡淡一句：“此地是我乡土，出与不出，且看民心。”话音未落，宪兵已在门外。接下来的三天，他与家眷被押至白市驿机场，再被“请”上军机送南京。途中若非八路军驻宁办事处多方周旋，他极可能就被国民党秘密押往宛平门外枪决。
同年冬，他终于抵达延安。中央已开始西北战略展开，王维舟却被派往东北顾问团。1949年初解放军入川在即，周恩来电请他回渝接管政务。10月他第三次踏进嘉陵江畔，已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学院在他的主持下筹建，1951年招生，数百名少数民族青年由此走进新学堂。
1966年后，他因年事已高回京休养。1970年4月3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讣告中，仅写八个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正是毛泽东当年亲笔所书。多年后翻阅档案，1920年的那份入党介绍书依旧留档——字迹已旧，情义未改。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既怕又恨？怕的是王维舟在四川的群众号召力，恨的是他既会打仗又善于动员。试想一下，一个能让农民自发站队、能让豪勇土匪俯首的将领，一旦回到家乡，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大后方”立刻变成最危险的前线。历史的结果证明，委员长的担心并非多余。只是局势走向，并不由少数电报、几道命令所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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