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中旬，上海北四川路的旧档案楼里弥漫着纸屑味，一摞退色的卷宗被放上桌面。年轻档案员抖开封皮，第一页就跳出“李之龙”三个字——这位被枪决十三年的海军少将，此刻正以一份尘封档案的方式，重新闯进新中国的视野。
翻阅记录，先要回到1897年冬天。那年腊月，湖北沔阳江面薄冰初结，李家添了个男婴。家境清寒，父亲靠写状纸糊口，却硬是把儿子送进武昌三道街的小学堂。这个孩子记忆力惊人，背《伦敦地理》不用停顿，连洋文发音也字正腔圆，老师常说：“再闹腾，也是块念书料。”
辛亥首义的枪声在武汉城久久不散，他还是少年就见识了“推倒龙旗”的震撼。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他跟叔父南下湖口，摁过枪扳机。起义失败，辗转回校，课堂上的地图却像烫手山芋——家国边界随时会被人推移，这种无力感把他硬生生推向军旅。
20岁那年，他进了烟台海军学校。五四运动期间，他冲上操场高喊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校方假装没听见。两年后，在汉口一间昏暗客栈，他握着董必武递来的圣经大小的《共产党宣言》宣誓入党。自此，他有了新坐标：海防、工运、革命，几股线索纠缠在一身。
1924年，他被派去广州，给鲍罗廷做翻译。黄埔一期时，他能把陈赓、蒋先云的辩论顶得说不出话。蒋介石看中他的口才和帆船经验，东征后直接授少将，还让他执掌“中山舰”。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军官，肩章刚闪就被推到风口浪尖，黄埔同学私下嘀咕：“这人锋芒再收不住，迟早出事。”
说来也巧，“锋芒”二字恰是李之龙的注脚。他组建“青年人联合会”，隔三岔五去和“孙文学会”抬杠。不久，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被他以走私为由撤职，陈愤愤放话：“看你能嚣张到几时。”3月婚礼，他没请蒋介石，等于掀桌子。蒋果然找机会发难——这场机会就是后来震动南北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深夜，电话铃把他喊醒。对方口称邓演达，要求舰队立即北上。李之龙遵命起锚，按规又在黄昏返航。不料第二天城里疯传“共党策动兵变”，蒋一口锅扣下，数十名骨干被捕，他也被押进军校审讯室。陈肇英甩着鞭子讥笑：“李大局长，还硬不硬？”他回以冷笑：“无罪何惧？”但党内风声更冷，张国焘一句“成分可疑”让他的党员身份一夜归零。
北伐炮声升起时，他却被发配为政治部闲差，白天抄文件，晚上钻进汉口江滩破楼，拉二胡排遣。想重返党组织，却见张国焘主事，索性退却。蒋介石连发电报招揽，他也不理。1927年党国翻脸，江上舰艇暗流涌动，他悄悄谋划海军起义，终被密探盯上，不得不漂往日本。
1928年初春，他绕道香港准备潜回九江，刚踏上码头就被特务拦下。蒋本意审问后再处置，可第四舰队司令陈策怕夜长梦多，2月8日深夜命枪决。黄花岗冷雨中，李之龙把一封血迹斑驳的家书塞进看守手里：“光慈，你要做我未竟之事。”枪声回荡，他34岁。
枪响之后，人名仿佛被利刃割裂。国民党档案里标注“叛变嫌疑，中将”；中共档案则写“已退出组织”。在那样急风暴雨的年代，一张声明就能让身份逆转，“战友”与“敌人”往往隔着一条公告栏。李之龙死后，双方都不再提及他，仿佛从未并肩过。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模糊的旧案必须厘清。李家人搜遍江汉平原，凑出手稿、同学证言、报刊剪贴，汇成一册《李之龙简略》，1951年送到中南民政厅。申请递上去，卷宗辗转京汉铁路抵达北京。国务院办公厅的红章压在文件夹角落，周恩来亲自圈阅，随后请来董必武、何香凝等当年的知情者核对。
几番对照后，结论出来了：一、他在中山舰事件前就被组织留党察看，事件性质量疑；二、1926年5月，他写下公开退党声明，当时并无强制；三、1928年回国策动起义属个人行为，且被枪决主要源于国民党内部矛盾。三条理由写得冷冰冰，却符合当时烈士认定的严格条例。
1952年9月，武汉街头依旧闷热，潘慧勤接到那封盖着国务院公章的函件。只有寥寥数行：“经核，李之龙不符烈士条件，请予体谅。周恩来。”她把信放回桌上，窗外蝉声突兀。是非就此尘封，她没有再上诉，转而带着儿子迁往郊区，以教书糊口。
20多年光阴一晃而过。1969年，长江大桥南岸工地，测绘员李光慈提起父亲时，只说：“他想让中国有支像样的海军。”旁人或许不懂这话的重量，那是一代人破碎理想的缩影，也是一段复杂历史留下的斑驳背影。
回到那本卷宗。档案员合上封皮，编号入架，锁紧铁柜。文件静静躺在那里，既不被刻意拔高，也未被彻底抹去。在共和国的浩瀚档案里，李之龙的名字安静地占据了一格。命运有时像暗夜海面上的灯，闪一下就沉入浪里，却终究在史册里留了微弱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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