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关键决策：1979年陈云：只准生一个，搞不好要挨骂|独生子女证|节育

谁能想到，一个关乎中国人家庭结构的政策，在出台之初就带着最清醒的沉重预判。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决定，而是当时国家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背后藏着一代人的挣扎与决策者的担当。

1979年的中国，刚从动荡中走出来，正全力转向现代化建设，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1979年底全国人口达9.7542亿，每年还在净增约1700万人。当时的家底有多薄？人均国民收入约347元，粮食总产量3.32亿吨，勉强够全国人糊口，全国耕地面积约14.9亿亩，人均只有1.53亩，还不到两亩。城市里，就业岗位僧多粥少，年轻人找工作难；农村里，有限的土地要养活大量人口，日子过得紧巴巴。教育、医疗资源更是紧缺，很多地方的孩子上学要走几里路，医院病床一位难求。

年初，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定的调子是“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间隔三年以上”。对只生一胎的家庭给表扬，生二胎及以上的就经济限制。可实际推行起来才发现，“最多两个”的口子根本挡不住传统观念，不少人还是想着“多子多福”“传宗接代”，超生现象屡禁不止。

真正让政策收紧的是高层的决断。1979年3月，时任国务院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就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央写信，强调人口控制是经济调整的关键一环。到了6月，陈云在上海考察宝钢时和当地负责人谈话，明确表示控制人口得下狠手，要明确规定“只生一个”，哪怕准备被人家骂断子绝孙也得做。这话不是冲动之言，他早就算过账，按当时的增长速度，再不严控，本世纪末人口会突破12亿，资源根本承载不了。5月的时候，他还在与经济工作负责人谈话时强调，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邓小平也表态支持，强调人口增长必须控制，还得立法保障。

政策很快从试点推向全国，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先行动起来，干部职工带头执行。1980年4月，上海正式颁发《独生子女证》，初期领证家庭每月能领2.5元奖励费，一直领到孩子16岁，退休后还有一次性奖励。农村地区则是“普遍提倡一胎，对确有实际困难的农户可照顾生二胎”，但执行起来难度极大。河北有个公社书记，带着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磨破了嘴皮，有人还是一句话：“不生儿子，我家香火断了谁负责？”江苏兴化县的妇女干部更不容易，不仅要自己带头节育，还得上门劝说群众，有户人家生了女孩领了独生子女证，婆婆不乐意不让进门，干部反复劝说才做通思想工作。

基层干部后来都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去做超生户的思想工作，遇到不理解的，被骂、被拒之门外是常事。有的地方为了落实政策，成立了计划生育手术队，医务人员下到公社、大队，开展节育手术指导，柳州的手术队当年就到郊区做了两百多例手术。为了让政策落地，各地也出台了配套措施：城市里，独生子女优先入学、分房加分；农村中，独生子女家庭多分宅基地和自留地，而超生家庭则要面临罚款、扣口粮的处罚，干部超生还会被开除公职。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就此全面开启。政策推行后，效果很明显，到198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63，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但争议也随之而来，“断子绝孙”的骂声从街头巷尾传到机关大院，有人觉得政策太强硬，违背了人情。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权衡之下的选择——不控制人口增长，有限的资源会被快速稀释，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只会被拖慢。

陈云其实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他也提出要搞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的问题，只是这些配套措施的完善需要时间。那些年，独生子女家庭享受着政策红利，也承担着唯一的责任，他们成了家庭的希望，也注定要独自面对未来赡养父母的压力。1982年12月，新修改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