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5日凌晨四点，长沙火车站的站台还笼在雾里，一节深绿色专列车厢里却灯火通明。毛泽东靠在车窗，望着黑黢黢的稻田忽然说了一句：“再不上井冈山，腿脚怕是不听使唤了。”声音不高，却把周围值班人员都震住了——他们知道，这趟南下真正的目的终于浮出水面。
消息绝对保密。早在4月中旬，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奉命赶回长沙筹划引路事宜。深夜的省委小楼里，张平化、公安厅长李强和副厅长高文礼围着一张两省接壤的交通地图不断比画，讨论哪一段易塌方、哪一处弯太急。张平化最后拍板：“李强同志，把宁冈至睦村这一段加一条红线，重点盯。”旁边的李强点头：“路基新铺的土松软得很，重车一压就下陷，必须预备拖车。”说完，几个人才草草歇息，窗外已隐约听见晨鸡。
随后，华国锋领着先遣组悄悄出发。5月4日，他们抵达宁冈茅坪，脚前脚后都是警卫战士，第一件事就是对八角楼的木梯逐级敲打。华国锋一边试木梯的承重，一边对身后的随员交代：“毛主席也许会上楼，也许不上楼，但每一节木梁都要承保十个人的重量。”十分钟后，他又钻进邻近的简易公路涵洞，查看排水。基层干部看得心惊：从涵洞出来，他的衣服上沾满红泥，却一句牢骚都没有。
25日上午，毛泽东离开专列，改乘吉普车前往茶陵。车队刚到县委大院，张平化将正在开会的十几名县级干部悄悄叫到门口。副县长揉着眼睛，看见远处一个高大身影下车，失声喊出：“毛主席！”众人手足无措，还没回神，汪东兴已把他们排成两行。合影只用了一分钟，散队时，毛泽东挥手而去——全院仍旧静默，只有快门留下清脆的“咔嚓”声。
离开茶陵后，车队沿弯弯曲曲的山路向西。车窗外，白云低垂，梯田像一圈圈波纹。毛泽东转身对张平化笑言：“三十八年了，一晃就老了。”话音落，他的思绪飘到了1927年10月。
那年10月22日，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抵达宁冈大汾镇。队伍衣衫褴褛，他脚上还裹着用草药涂满的纱布。更麻烦的是，“萧阎王”萧家壁正虎视眈眈。深夜，三四百名团丁突然摸黑偷袭。毛泽东掀开门帘，值夜哨兵正慌张报告。他立刻布置火力掩护侧撤，用短枪压住对方火头，硬是带着不足五十人的残队突出重围。第二天摸清，炊事担子掉了，连碗筷都光。士兵们围着柴火发愁，毛泽东抓把冷饭，边吃边笑：“手也是碗。”一句话，把战士们的低气压驱散了。三周后，零散部队陆续归拢，井冈根据地登上历史舞台；而萧家壁最终在1949年10月被华东野战军擒获伏法。
这段往事在毛泽东脑海里翻滚时，车已临近茅坪。前导车刚停在八角楼下，他却淡淡一句：“掉头，上山。”司机一踩离合，车头朝黄洋界方向驶去。随行人员面面相觑，只听张平化小声嘀咕：“主席恐怕是不想惊动乡亲。”事后他向人回忆，毛泽东当年在江西数次因临时改线而避开伏击，这种“随意”多半源于他的敏感直觉。
车子继续攀升，海拔越高，空气越凉。到达龙江书院时已近黄昏，夕阳镀在青石板上，光影像刀一样锋锐。毛泽东缓缓下车，抬头望见对面山脊的防御工事遗迹，沉默许久。陪同人员只听见他轻轻一声：“山还在。”再无多话。
第二天清晨，他走到茨坪烈士陵园，在碑前停立良久，然后提笔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字迹遒劲，似乎与38年前的青年将领并无差别。中午时分，车队按原计划折返，沿着宁冈、茶陵交界的盘山道下山。沿途没有鸣笛，没有群众聚集，只有偶尔传来的鸟鸣。
当晚，专列再度驶出长沙。华国锋与张平化一起守在车厢门外，列车启动的瞬间，两人长舒一口气，谁都没多说一句。南巡继续，具体行程仍是绝密。井冈山脊上那一段短暂的停留，只留给山风和松涛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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