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作家以女性视角重构《白鲸记》：“身为女人，身为女孩，是多么大的诅咒啊！”|作家|小说|梅尔维尔|歌德|白鲸记|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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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橹《叫我以实玛莉》大胆重构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美国经典。

应该设立一个艺术胆识奖——歌德认为胆识是才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奖应该颁给郭小橹，以表彰她的新小说《叫我以实玛莉（Call Me Ishmaelle）》。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雄心勃勃之作，即使偶有瑕疵，也充满了鲜活的奋斗精神。

试想一下，要重新想象赫尔曼·梅尔维尔那部在美国崇高主题的广阔把握上堪称独步天下的美国散文丰碑《白鲸记》，需要何等普罗米修斯式的勇气。现在，再想想这种想象竟出自一位中国出生的英国作家之手，而她更出名的是关于背井离乡、身份和语言的含蓄个人故事。

在贴近现实主义的同时，郭在开篇便是文本沉浸于一种迷人的基调，一种近乎童话的微妙氛围，让你知道你正置身于一位真正的故事讲述者手中。叙述者的父亲曾希望生个男孩，取名以实玛利；结果他得了个女孩，只是改了拼写。到了1860年，当以实玛莉还是个住在肯特郡海岸的少女时，她的父母和幼妹都已入土，哥哥也已为求更好生活而离家出走。

以实玛莉调整了自己名字的发音，剪短头发，伪装成一名船舱服务员，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商船。她很快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一心要成为一名捕鲸人，以此作为她所寻求的男子气概的无瑕入门仪式。

“身为女人，身为女孩，是多么大的诅咒啊，”她告诉我们。之后，如果你知道梅尔维尔小说的情节，你就知道郭的故事了。

她像梅尔维尔构建自己的叙事一样来构建她的故事，采用简短而有力的章节，尽管她笔下只有少数角色直接对应于梅尔维尔的人物。在以实玛莉在捕鲸船上找到一席之地后，郭巧妙地延迟了船长那条木腿的登场，正如梅尔维尔延迟了亚哈的登场一样。船长塞内卡的血统一半是黑人，一半是万帕诺亚格人，他狂热地用《圣经》片段、梅尔维尔自己的散文以及饱受愤怒折磨的形而上学语言来抒发情感。“他的姿态和目光中，”以实玛莉评论道，“蕴含着无限的决心和任性。”

这里挑战你信服力的构思在于：塞内卡追击的目标仍然是一只白鲸，他和船员们称之为莫比·迪克，尽管在这个小说世界里，很可能并没有梅尔维尔或那部1851年名为《白鲸记》的小说存在。（该书名是梅尔维尔对莫查·迪克《白鲸记》中白鲸原型的改编，莫查·迪克是一只真实存在的、在莫查岛附近怀有复仇之心的抹香鲸的名字。）书中人物也提到了“埃塞克斯”号的灾难，这是1820年被另一只心怀不满的鲸鱼击沉的船只，也是梅尔维尔小说的灵感来源之一。

此外，如果你要用响当当的名字（如塞内卡、摩西、霍桑、庞德）来为你的角色命名，那么这些角色最好与那些使这些名字不朽的伟大人物有一丝联系，无论这联系多么微弱，否则这种命名就只是一条引向虚无的“面包屑”小径，正如这里的情况一样。郭在给船只命名“宁录”号上处理得不错，倒不是因为这与亚哈的船”佩阔德“号押韵，而是因为宁录是圣经传说中那个不敬上帝、崇拜偶像的人。

梅尔维尔小说的意义——如果你必须寻找意义的话——存在于那唯一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元素：语言——那种高雅的句子，堪比一位执意复仇、在苍天不应之下的自我诞生的船长所谱写的高浪漫主义史诗。郭的语言生态无法企及梅尔维尔的水平，但话说回来，又有谁能像梅尔维尔那样，承继丁道尔、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神圣三位一体”构成《白鲸记》血统——的遗产呢？

我们必须耐心对待郭任由其侵扰她才华的瑕疵，从陈词滥调（如“一清二楚”、“温暖的笑容”），到赘述（如“沉下去”、“跟在后面”），再到时代错位（可以指望-“hopefully”一词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滥用作句子副词，而创伤-“trauma”一词指代所有情感刺痛则是20世纪末的事了）。

核心的失误，植根于郭叙事结构本身，在于：当你让一位黑人船长狂怒地追击一头白鲸，而且恰恰是在惨烈的美国内战期间，就太容易将塞内卡视为被奴役者的漫画式象征，而鲸鱼则成了白人罪孽的象征。这样一来，塞内卡就无法被理解为一个真实的人，而这原本就是奴隶制最大的问题所在。他和鲸鱼都变成了仅仅是寓言工具，与郭笔下的其他许多角色——他们读起来确实像是真实的个体——形成了不协调的并置。

（以梅尔维尔笔下的魁魁格为原型的波利尼西亚鱼叉手考里是个例外：他几乎全是刻板印象，说着类似“我—泰山—你—简”的混杂语言，尽管他完全可爱并且保护着以实玛莉和她的男性伪装。）

如果你仅仅通过政治虔诚的棱镜去体验郭的小说，你将遮蔽其最精彩的部分：精湛的场景构建、捕鲸生活和鲸鱼屠杀的触目细节、对以实玛莉悲伤渴望和不可侵犯之希望的描绘、其叙事感受力的强健脉络、以及那令人心碎的高潮。

你可能得不到梅尔维尔那种美学的壮丽和预见性的力量，也得不到卡米尔·帕格利亚所说的他小说中那种“歌剧式的宏伟”，但你将得到一个大胆的新版本，它会引领你回到那个神圣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