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一道特殊的圣旨从畅春园传出："追赐故辅政大臣鳌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准其弟孙苏赫承袭。"消息震动朝野。五十三年前，正是康熙亲手将鳌拜擒获定罪，列了他三十条大罪，最终判了终身监禁。为何到了晚年，康熙会突然追封这位"罪臣"?康熙晚年最棘手的政治困局，便是"九子夺嫡"引发的朝堂派系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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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贯穿康熙中后期的事件，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首次被废开始，愈演愈烈。诸皇子为争夺储位，纷纷结党营私：胤禔联合明珠党羽，胤初依托索额图旧部，胤禛拉拢年羹尧，隆科多，胤则聚集了大量满洲勋贵与汉臣。朝堂之上，派系对立日益尖锐，官员要么被迫站队，要么备受排挤，连满洲核心统治集团，也就是八旗勋贵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更关键的是，部分开国功臣后代因"夺嫡之争"心生顾虑。鳌拜作为满洲镶黄旗核心勋贵，其家族自顺治朝起便是八旗勋贵的代表之一。自鳌拜被定罪后，其家族长期被压制，子孙多被贬斥或边缘化。这种"罪臣之后"的标签，让费英东，额亦都家族等其他开国功臣后代惴惴不安，担心一旦卷入政治风波，家族功绩便会被全盘否定。

康熙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隐患，若任由这种不安蔓延，可能导致满洲勋贵集团与皇权离心，动摇大清统治的根基。而追封鳌拜，正是安抚这一群体的关键一步。康熙追封鳌拜，并非凭空决定，而是基于鳌拜实打实的开国功绩。这些功绩不仅是大清定鼎中原的重要助力，更刻在满洲勋贵集团的共同认知里。

崇德六年(也就是1641年)松锦大战中，鳌拜作为镶黄旗护军统领，率部冲锋陷阵，在明军炮火中突破防线，生擒明军副将，为清军攻克锦州立下首功，被皇太极册封为"巴图鲁"；顺治元年(1644年) 清军入关后，鳌拜追击李自成农民军至湖北，大破李自成主力，彻底瓦解了大顺政权的核心战力；顺治三年(1646年)，他又率军入川，平定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斩杀张献忠，稳定了西南战局。

此外，在顺治帝亲政前，鳌拜多次抵制多尔衮的专权企图，全力维护顺治帝的正统地位，深得顺治信任，这也是顺治临终前指定他为辅政大臣的核心原因。这些实打实的战功，让鳌拜在满洲勋贵中早就成了开国功臣的代表。康熙晚年梳理清初历史时，曾在朝堂上公开感慨："鳌拜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信任。"这句话不是随口评价，而是对鳌拜开国功绩的正式认可。

在满洲勋贵看来，鳌拜当年专权是过错，但他为大清打江山的功劳不能抹杀。要是否定了这份功绩，相当于否定了一批开国勋贵的付出。康熙追封鳌拜，就是要亮明"功过要分清"的态度：犯了错要罚，立了功也要认。康熙五十二年的追封，也不是突然之举，而是之前一系列对鳌拜家族宽容举措的延续。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就已经开始调整对鳌拜家族的态度。

这一年，他下旨赦免了鳌拜部分被流放的族人，允许他们返回京城。同时启用鳌拜的孙子达福担任三等侍卫，让他进入宫廷任职。这一步看似不起眼，却释放了明确信号，朝廷不再把鳌拜家族当成罪人，而是重新将他们纳入统治体系。之后几年，康熙多次在和八旗王公谈话时提到，开国勋贵的功绩不能被埋没。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恢复了被废太子胤初的储位，想借此缓和夺嫡之争引发的派系矛盾。

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松动对开国功臣后代的限制，比如提升鳌拜之孙达福的品级，让他参与宫廷宿卫事务。这些一步步推进的举措，既试探了朝野的反应，也为最终追封鳌拜做足了舆论和政治上的准备。到了康熙五十二年，面对短期内难以化解的朝堂分裂局面，追封鳌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决策。追封旨意下达后，后续的一系列安排，更能看出康熙的核心目的是稳定朝局。

首先，爵位承袭的安排很克制，只追封"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爵)，没有恢复鳌拜早年的"一等公"爵位。这样既肯定了他的功绩，又没有否定当年的定罪，守住了"专权必惩"的底线。其次，指定由"弟孙承袭"，而非鳌拜的直系子孙，避免他的家族势力过度反弹。最后，礼部在执行追封仪式时，特意强调"功过两分，赏罚分明"，明确告诉朝野上下，朝廷不会因为某人过去犯了错，就抹杀他曾经立下的开国功劳。

这一决策的效果立竿见影：满洲勋贵集团的不安情绪明显缓和，不少此前观望的勋贵后代主动向皇权靠拢；朝堂上关于"功臣待遇"的争议减少，派系对立的氛围有所降温。更重要的是，这一决策为后续康雍乾三朝对开国功臣的评价定下了基调。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进一步追封鳌拜为一等公，正是延续了康熙"功过两分"的思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将鳌拜爵位降回一等男爵，也认可了康熙当年"既赏功又惩过"的平衡之道。康熙晚年追封鳌拜，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感情用事。这一决策以"九子夺嫡引发的朝堂分裂"为背景，以"鳌拜不可磨灭的开国战功"为依据，又有"此前对鳌拜家族的松动举措"做铺垫，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布局。无非就是稳定满洲勋贵人心，康熙的政治权谋确实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