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正在中国法学界悄然蔓延，连那些曾经被视为标杆的顶级法学期刊也未能幸免。它们不时会推出一些让人过目即忘、却又不便置评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顶着权威作者的名头，谈论着无懈可击的主题，通篇都是四平八稳的正确表述，细读之下却空无一物。
你很难指出它错在哪里。因为它本就未曾试图说清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成就当然要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优越性当然要阐述，这些问题本身不容置疑。问题在于，当每一句都正确，每一段都安全，每一个结论都预设了不可触碰的前提，学术讨论便失去了应有的锋芒与坦诚。那些文章（可能称为领导喊话更确切）如同用官话、套话、漂亮话搭建而成的语言迷宫，你以为走进了学术殿堂，实际上只是参观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话语表演。
更妙的是，任何试图批评的冲动都会在动笔前自行消解——你要如何批评一篇什么都没说错甚至什么都没说的文字？批评它不够深刻？作者可以说你误解了原意；批评它空洞无物？期刊编辑会提醒你注意作者身份；批评它重复常识？审稿专家或许会反问：常识难道不是最需要强调的吗？
这种无法批评、无法反驳、无法评价的特性，恰恰是此类文本最精明之处。它们不追求知识增量，不打算回应真问题，甚至不期待真正被阅读。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在特定评价体系中兑换成发表数量、项目积分、学科排名。一位学界前辈若在退休前需要增补几篇顶刊论文，这类选题堪称完美——风险为零，收益确定，且因论述姿态足够高，任何人都难以公开质疑。期刊方面同样乐于配合。发表权威学者的文章，即便内容上乏善可陈，至少可以壮声势、保影响因子，在各类评估中增添亮色。至于文章本身是否推动了学术认知，是否回应了实践中的法治困境，反倒成了次要考量。双方各取所需，完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
只是，这份默契的代价，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实质性倒退。
这种垃圾化的转向，首先污染的是学术空气。
当顶级法学期刊默许甚至鼓励这种生产模式，整个学界的激励机制便被扭曲。青年学者很快会看穿游戏规则。苦心孤诣钻研真问题，可能数年无缘发表；而追随热点、模仿话术、攀附权威，却可能快速获得认可。学术创新让位于学术投机，思想深度让位于表述技巧。
更可悲的是，这种风气会系统性地削弱法学界的思想能力。法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本应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和对权力的审慎。但当学者习惯了在高空悬浮的抽象层面重复安全话语，便会逐渐丧失直面复杂性的勇气。那些真正困扰司法实践的问题——证据规则在个案中的异化、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紧张、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冲突——反而因为难以被宏大叙事包裹而被选择性忽视。学界失去了对真问题的判断力，也失去了回应真问题的能力。
清理这些占据版面的学术垃圾，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制度性的重建。
说到底，法学研究的困境折射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保卫问题。当评价标准被异化，当发表变成数字游戏，当顶级刊物也开始生产学术垃圾，整个学界便陷入了一场集体的认知失调。我们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学问，却在实践中不断向无价值的产物妥协。这种妥协短期内可能为个人和机构带来利益，长远看却在消解法学界存在的正当性。法学研究者如果不能守护自己领域内的基本质量标准，又怎能指望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捍卫法治的尊严？
所以，是时候停止了。
停止用正确的废话填充版面，停止让权威身份凌驾于学术品质，停止在会议、课题、发表的数字游戏中自我麻醉。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真问题、真思考、真方案，而不是一堆无法评价也无法批评的废纸。须知，那些占据顶刊版面的垃圾文章，每一篇都在透支学术共同体的信誉。
清理它们，不仅是为了还期刊以风骨，更是为了还法学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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