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著作，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延安|新民主主义论

1968年5月10日深夜，巴黎拉丁区的学生们把拆下来的砖块垒成简易路障，雨里举着红皮《毛主席语录》高喊口号，昏黄路灯下那本袖珍小册子格外醒目。法国警方封锁街口，依旧挡不住人群争相传阅的热情，这一幕为“五月风暴”定下了浓重的红色基调。

如果将时间拨回二十四年前，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在河北平山县油印出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初版，仅两册，却迅速在敌后战区传阅。延安整风需要总结理论，这套书应运而生，红色根据地的干部给它起了外号——“急救包”，形容关键时刻能救命。

出版之后不到半年，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收到多封前线来信，里面夹着被汗水浸透的纸页。有战士写道：“书皮早磨烂，但里头那几段话让我守住了山头。”这种朴素的反馈推动后续两次增印，到1948年冬天，《选集》在华北已成“硬通货”，连关东军缴获后也专门译走几章研究。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外电用“未知的新力量”形容北京城里那面红旗。美军情报处随即搜罗中共主要文献，尤其关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第38军穿插三所里一战写进美陆军战例分析报告，分析者在批注里引用的正是《论持久战》中的那句“以空间换时间”。

麦克阿瑟被撤职后，美国媒体热议“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时代》周刊1951年3月一期封面配图是一本摊开的英文版《游击战》。文内坦言：战场上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士兵，还有一本书里的战法。此话当时在华府引起不小震动，国会首次就“红色文本渗透”举行闭门听证。

1960年1月，达特茅斯大学二年级生吉姆·沃克向图书管理员递交借书条，书名“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四十八小时后，他被FBI约谈。对话只有一句流传下来：“我只是想写论文。”沃克辩解。特工却丢下一句：“别被那本书改变了。”此事被《纽约客》报道后，北美高校借阅量非但没降，反而翻番。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古巴哈瓦那大学学生会公开发行西班牙语《毛主席语录》，印量一次三万册。切·格瓦拉在中央银行办公室的书架里，常备中英对照本《论人民战争》，他笔记里夹着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后来出现在古巴青年运动的标语上。

欧洲也有呼应。英国利物浦码头工人罢工时，把毛泽东关于“团结亿万人民，团结真正的朋友”抄在横幅；意大利都灵的工人俱乐部组织夜校，对照讨论“群众路线”，称之为“工厂集体治理的中国启示”。1970年，米兰一家民调机构公布数据：意大利工人阶层中，知道“毛主义”三大法宝的比例超过40%。

西方政府的反应多是“查禁+删节”。1967年，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亚洲共产主义文献审查组”，任务之一就是筛掉《毛选》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章节。可信息封锁从来挡不住口口相传的热度，很多民权运动者干脆去二手书店淘原版，彼时一册薄薄的《论持久战》能卖到十美元，是普通口袋书的五倍。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选集》在国际知识界获得关注，并非全靠政治热浪。毛泽东在哲学、经济学、军事学上独到的中国式阐释，让西方学者开始重估“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丽莎白·佩里在1965年一篇研究中提到：“毛的理论魅力在于它把局部经验上升为普遍方法论，这在革命史上并不多见。”

试想一下，若无朝鲜战场上“示敌以弱，迂回穿插”一系列实战胜利，理论或许只是纸上谈兵。但当志愿军在1951年冬季反攻里，用平行穿插加分割包围让美第1海军陆战师连夜后撤，《华盛顿邮报》军事版记者劳伦斯写道：“这套思路来自早年江西游击战理论，像阴影陪伴着推进的坦克。”

1972年2月22日，毛主席会见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寒暄后，尼克松双手递上一套精装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据说这是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图书馆特意调出的早期翻印本。毛主席翻看扉页，笑着说：“美国朋友也来读这些老账本？”一旁的基辛格记录下这句幽默。此举其实承认了一个现实——西方必须认真阅读才可能理解中国革命道路。

进入八十年代，冷战态势依旧紧张。《毛泽东选集》被列入美国部分州立图书馆“限制阅览”名单，却挡不住中古新移民将袖珍版本带进唐人街报刊亭。洛杉矶侨报做过问卷，四十五岁以上华裔读者里，超过六成保留有毛主席著作；而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学生会例会竟也引用《新民主主义论》阐释本国“去殖民化”议题。

不得不说，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生命力，离不开其针对“弱者如何赢得强者”的阐释。它不是象牙塔里的玄学，而是伴随着中国革命一路检验出来的操作手册：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统一战线——每一条都与当时亚非拉的现实矛盾形成呼应。越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解放者对这套思路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