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清晨六点，朝天门外江面雾气正浓，一艘挂着红星旗帜的机帆船靠岸。码头上，警备司令部的宪兵来回巡弋，不远处的报童扯着嗓子喊：“毛主席今日抵渝！”这一刻，山城的目光都被系在了同一条江面。

人群中不乏西装革履的社会名流，他们不是来凑热闹，而是带着掩不住的忧色打量着这支从延安而来的代表团。短短几天前，国共双方才敲定停战，电话电报满天飞，可到底是真心求和还是各怀鬼胎，谁也说不准。

下午时分，毛主席顾不上舟车劳顿，径直前往较场口特园。落座时，他笑着向高座上的老人拱手致意：“张老先生，多年未见，今日得在山城与您对坐，可算解了一桩心愿。”张澜放下茶盏，抬头望着这位眉宇沉静的北方客人，话锋却直指要害：“蒋委员长的和平牌，怕是做给世界看的，您可得多留个心眼。”

围炉促膝而谈，两人时而共鸣，时而沉吟。毛主席轻握烟袋：“戏真假，要让全国民众来评。咱们就陪他唱下去，好戏自然有人看。”屋外的知更鸟啁啾不断，像在催人分辨这场大戏的虚实。

三天之后的8月31日晚，桂园灯火通明。为了倾听各方意见，中共代表团设宴招待“小民革”骨干。坐到末席的王昆仑格外沉默，几次欲言又止。当众人举杯庆贺“双十协定”曙光时，他凑到毛主席身边，低声一句：“这里不安全，最好还是尽早离开。”

这句突兀的提醒并非杞人忧天。王昆仑虽名列国民党中委，骨子里却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自1933年在南京宣誓入党起，他利用“国民党元老之子”的身份，在蒋介石眼皮底下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营救进步青年。戴笠的军统早把他列入“不可赦”名单，却总抓不到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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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重庆表面灯红酒绿，私底下却杀机四伏。陪都的宵禁刚解除，特务机关却刚接到密令——确保主席“来则可，去不了”。王昆仑获取线索，连夜派人打探，又不动声色地将信息写入表面无害的书信，交给桂园警卫。

同一时间，山西长治炮声隆隆。阎锡山部队悍然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当天夜里，民主人士聚在曾家岩小楼，张澜拄杖拍案：“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算哪门子和平？”消息传到桂园，主席沉默片刻，只嘱咐秘书把前线电报放在床头：“他们打，我们挡；他们谈，我们谈。”

9月中旬，上党战役传来捷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歼敌三万，俘虏三万余。这个数字让许多原本摇摆的开明绅士迅速站队——红军不仅能打，还能守住地盘。张澜直言：“枪杆子里见人心，谁代表老百姓，长治已说明白。”

谈判桌的气氛却越发凝重。蒋介石看似笑迎客人，暗地调兵遣将；毛主席谈判之余，坚持每天翻看前线电报。王昆仑劝他谨慎外出，主席仍照旧拜访各界友人，只把四个字挂在嘴边——“以诚示人”。王昆仑明白，这位来自延安的领导人并非不知道险恶，而是想用坦荡去逼对方亮底。

9月底，重庆上空飘起秋雨。桂园门前小径泥泞，警卫员加派到二十余名。一次夜谈散场后，王昆仑又追出廊下，“主席，您若有半点闪失，民族会付出更大代价。”毛主席拍拍他的肩：“昆仑同志，山高路险，咱们总得有人走在前头。”

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表面的和平文件一时间铺满各大报纸，市民奔走相贺，可王昆仑明白，这纸协定如薄冰——国民党已在东北调集重兵，更大规模的对决近在眼前。他递给毛主席一份情报，封面只有一句话：“他们准备好了，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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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毛主席启程返延安。桂园门口，王昆仑与张澜一同送行。汽笛声起时，王昆仑向前一步，郑重其事地行了个礼，不发一语，却把自己那只常戴的旧手表塞进主席手里。据说那是他在北伐时的纪念物，表盖磨得发亮。车窗里传来一句轻声：“战事起，常联系。”

此后，山城烽烟仍在，国共和谈终究崩盘。等到1949年春风南下，王昆仑携“民革”骨干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依旧保持着国民党籍身份，却在内部担当红色纽带。直到1985年8月，他辞世后，中共中央的悼词才点破：这是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城旧雨得知此事，无不感慨——当年那句低声耳语，原是殊死护卫。

回头再看那场雾中的抵达、灯下的提醒、战火里的信念，重庆谈判留下的并非一页和平协议，而是一排挺立的人影：有人高坐谈判桌前据理力争，有人隐身迷雾之中暗护安危。历史的车轮没有因为一次“假戏”而停歇，却因这些人心怀的真做，终让中国走向了崭新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