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的一天傍晚，长江边的汉阳轧钢厂工地灯火通明。年近五旬的王盛荣拄着拐杖，在钢筋水泥之间来回巡视。他的左裤腿依旧空荡，却很少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那条缺失的腿，因为车间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厂里最硬的是钢筋，钢筋最怕的是老王”。
没人会想到，这位对施工细节斤斤计较的副总工程师，五年前还是“中南最大贪污犯”的标签人物。1952年那场风波，让王盛荣从副部长的高位跌入看守所。消息传到中南局时，连熟悉他的人都以为听错了。
事情起源于出口钨砂。一万吨钨砂与苏联换取机床和坦克零件，是周恩来3月亲自交办的急令。王盛荣接令后直言：“资源委一年不足三百吨，这活没人接也得接！”随后他拉上地质队，跑遍大庾、会昌、桃岭。矿区落后到连骡马道都没有，他干脆先去香港出售蒋介石冻结的那一千吨库存，换来一百台大卡车和整船柴油。
“先把路修通，再把矿运走。”王盛荣当时在电话里这句硬邦邦的话，被秘书记录在工作日志里。三个月后，首批钨砂就跟着新卡车翻山入港，苏方专列准点发出。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准。
然而，香港那笔临时交易被别有用心者写成“倒卖国有矿产，暗中吞金”。中南局调查组一纸公函，王盛荣人还在车站就被带走，卷宗厚得能垫桌脚。
10月，毛泽东在香山批阅材料时发现王盛荣的名字，疑惑地放下铅笔。周恩来随即进屋，语速很慢：“主席，卖钨砂是我批准的，他不仅没罪，还有大功。”毛泽东点了点头，当夜批示“速查此案”。
负责复核的华南公安部很快翻出王盛荣长征、东北、军工三大档案，伤残军人证、红一方面军老战士登记表、1933年护送中央赴上海的机密电报，都整整齐齐。对照物证，所谓“贪污”不攻自破。
王盛荣被释放那天是1953年1月2日，寒潮正盛。他出门时只说一句：“浪费了国家时间，欠的账得补回来。”随即推掉调养名额，申请到重工业第一线。中南局将职级降为副处，他照接不误。
1956年国家决定在武汉兴建轧钢厂，设计图纸需要苏联专家审核。语言不通成了难题。王盛荣想都没想就坐到翻译席——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练出的俄语从此派上了用场。专家组惊讶于他的术语储备，连称“这位同志比我们更懂现场”。
白天他穿棉布工作服，看钢水、量炉温；夜里回到宿舍，仍旧用铅笔修正图纸，把修改意见写满稿纸：哪条管线该抬高三十厘米，哪段天车轨道得再加固一次。年轻技术员打趣：“老王的拐杖比工程尺还准。”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卖力，他笑着拍了拍空裤腿：“这玩意儿每天提醒我，欠党的，不止是一条腿。”对话不长，却像炉膛里的风箱，把旁人问得满脸通红。
1960年春，轧钢厂顺利出钢。王盛荣拒绝了登台剪彩，他站在远处的台阶上，看第一块钢坯滑出机架，眼角皱纹被火光映得像烧红的铁轨。那一刻，没人再提起“贪污”两个字。
王盛荣后来一直没回到副部级，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只让他兼顾技术顾问和工伤干部委员会。工厂工人逢年过节总去探望，他回赠的却只是一句老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006年9月1日14时10分，武汉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传出心电监护停跳的提示音。护工轻轻为他盖上国旗，红星正对胸口。病历写着：离世年龄九十九岁，截肢、三次心梗、右眼白内障已行手术，晚期仍坚持每日书写工程笔记。
在钢厂老照片里，总能看见那个左腿空荡的身影。他站在炼钢炉旁，用粉笔在黑板写字，身后是一道弧形的铁水火光。年轻工人回忆：“我们不懂什么是功勋，只知道老王说话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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