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5日深夜，安徽萧县张老庄的一间农家草屋里，一个身着普通士兵棉衣、面色蜡黄的中年男人正借着微弱的油灯光，在一张纸上写下最后几行字。
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最终写下了“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
此人正是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三天前，他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全线溃败，此刻正藏身于此，等待着命运的终局。
精英
1904年11月28日，他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的耕读家庭，父亲杜良奎是前清秀才，母亲高兰庭则是当地望族之女。
在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杜聿明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却早早听着邻村李自成起义的故事长大，心底埋下了“治乱需以武力”的种子。
1916年，12岁的杜聿明考入米脂县立高等小学堂，第一次接触到《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籍，当看到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字句时，他曾对同学说：“中国要想不被列强欺负，就得有自己的强兵。”
不久后，杜聿明放弃西安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业，奔赴北京报考黄埔军校。
初到北京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已过，他只能暂时进入北京大学预科旁听，一边打工维持生计，一边等待下次报考机会。
当时，他住在宣武门附近的简陋客栈，每天清晨五点就到护城河边练习跑步，晚上则在油灯下研读《孙子兵法》。
1924年4月，杜聿明终于等到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的消息，他立刻南下广州，顺利通过考试，被编入步兵科第二队。
在黄埔军校的两年里，他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战术训练中，别人扛步枪跑三公里就叫苦，他却主动加练负重五公里；夜间紧急集合，他永远是第一个整理好装备的学员；就连野外生存训练，他也总能想出办法找到水源和食物，被同学们称为“杜铁头”。
当时担任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很看重他，曾在评语中写道：“该生勇毅过人，且心思缜密，可堪大用。”
1926年1月，杜聿明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即投身北伐战争，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担任见习军官。
192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军官前往美国西点军校深造，杜聿明凭借在军中的出色表现，成为入选者之一。
在西点军校的三年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从后勤补给到情报分析，每一门课程都成绩优异。
他曾在一篇作业中写道：“中国地形复杂，民风各异，不可照搬欧美战术，需因地制宜，方能制胜。”
杜聿明学成归国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他主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请战，要求前往东北前线抗日，却被分配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
有学员回忆，杜聿明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结合具体战役案例讲解，甚至会带着学员到野外实地演练，他常说：“战场上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灵活应变才能活下来。”
名将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杜聿明终于得到上前线的机会。
当时，杜聿明升任第5军军长，下辖第200师、荣誉第1师、新编第22师，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
1939年11月，日军发动桂南会战，企图攻占南宁，切断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补给线。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开赴广西前线，参加昆仑关战役。
战役打响前，杜聿明亲自前往昆仑关前线勘察地形，发现昆仑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在关口两侧山峰修建了大量碉堡、战壕，配备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还在山下铺设了铁丝网、地雷区。
12月18日，昆仑关战役正式打响。
荣誉第1师在师长郑洞国的率领下，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却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
杜聿明得知后，亲自前往前线指挥，调整战术，命令部队改用小股部队轮番进攻，消耗日军弹药和体力。
同时，他命令新编第22师加快迂回速度，务必在三天内切断日军退路。12月20日，新编第22师成功攻占日军后方的六塘、九塘等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昆仑关的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2月24日，杜聿明下令发起总攻，第200师的坦克部队在前面开路，步兵跟在后面冲锋，一步步突破日军的防线。
战斗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日军士气大挫。12月31日，中国军队终于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4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杜聿明声名鹊起，成为国民党军中的抗日名将。
救火
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奉命率部前往东北，接收日军投降地盘，同时阻止东北民主联军发展壮大。
初到东北时，杜聿明凭借装备优势，先后攻占了沈阳、长春、锦州等重要城市，一度占据主动。
但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加上国民党军内部派系矛盾重重、补给困难等问题，杜聿明的部队逐渐陷入被动。
1947年5月，杜聿明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肺结核，不得不离开东北，前往上海治疗。
在上海治病期间，他曾对身边的人说：“东北的局势复杂，不是单靠军事就能解决的，可惜我没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儿砸杜聿明病愈后，他又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协助总司令刘峙指挥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
当时，徐州“剿总”下辖四个兵团、三个绥靖区，总兵力达六十余万人，是国民党军在华东地区的主力部队。
随着辽沈战役的爆发，东北国民党军陷入绝境。10月，蒋介石电令杜聿明前往东北，协助卫立煌指挥作战。
杜聿明抵达东北后，发现东北国民党军士气低落、补给断绝，已无回天之力。
他曾向蒋介石提出“放弃沈阳、长春，集中兵力退守锦州”的建议，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杜聿明无奈之下，再次返回徐州。
然而，此时的徐州，已是风雨飘摇。
随着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的实际指挥官，始终无法摆脱被动局面。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他奉命率部救援，却遭到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他又奉命率部南下解围，同样未能成功。
此后，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的胜负已见分晓。
此时的徐州“剿总”下辖的四个兵团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已被歼灭，李弥兵团、邱清泉兵团也损失惨重，杜聿明手中只剩下三十余万人马，且粮弹短缺、士气低落。
蒋介石电令杜聿明率部向蚌埠方向突围，与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会合。杜聿明深知突围的难度，却不得不执行命令。
当时，杜聿明率部开始突围，却在安徽萧县、永城地区遭到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杜聿明的部队陷入了绝境：粮食吃完了，士兵们只能挖野菜、啃树皮；弹药耗尽了，只能用刺刀、手榴弹与解放军拼杀；天气越来越冷，很多士兵没有棉衣，冻得瑟瑟发抖。杜聿明曾多次组织突围，却都以失败告终，部队伤亡越来越大。
不久后，一场大雪降临，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几度，杜聿明的部队处境更加艰难。他在指挥部里看着窗外的大雪，对参谋长舒适存说：“看来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只是可惜了这几十万弟兄。”
此后，邱清泉兵团在陈官庄被歼灭，兵团司令邱清泉阵亡；李弥兵团也全线溃败，李弥化装逃脱。
此时的杜聿明，身边只剩下少数随从。
当时，杜聿明带着几名随从，躲进了萧县张老庄的一间农家草屋。他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于是写下了绝笔信，准备自杀。
就在他拿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胸口时，随从们冲了上来，夺下了他的手枪。杜聿明绝望地坐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不久，华东野战军的搜索部队发现了这间草屋，杜聿明被俘，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而面对淮海战场失败的蒋介石，则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杜聿明和刘峙，他常常大骂杜聿明为何不死在战场上。
特赦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获得释放。
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那天，他看着外面的阳光，感慨地说：“我活了五十多岁，今天才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可贵。”
特赦后，杜聿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负责整理国民党军的历史资料。
不久后，杜聿明与妻子曹秀清团聚。
曹秀清是四川宜宾人，1926年与杜聿明结婚，婚后两人感情深厚。杜聿明被俘后，曹秀清带着子女前往台湾，后来又辗转前往美国。
当时，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曹秀清从美国回到北京，与杜聿明团聚。此后的几年里，杜聿明过着平静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家人，偶尔还会接待前来拜访的老朋友。
然而不久后，杜聿明被诊断出患有胃癌，经过多次手术治疗，病情暂时得到控制。但到了1980年，他的病情再次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在医院的最后几个月里，杜聿明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常常让家人给他读报纸、讲新闻。他曾对前来探望的朋友说：“我这一生，打过仗，也犯过错误，现在只希望国家能越来越好，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77岁。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我的骨灰撒在淮海战场上，让我陪伴那些在战役中牺牲的弟兄们。”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安徽萧县、永城一带的淮海战役战场上，这个曾经让他兵败被俘的地方，最终成为了他的安息之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