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2日清晨，北京八宝山的松柏间飘着薄雾，前来送行的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已把国家名册上“梅兰芳”三字画上黑边，可就在安葬名单即将敲定时，福芝芳一句“先生说过，他要回香山”让现场顿时安静。
主管人员愣了几秒，旋即向中南海请示。周恩来总理听完汇报，只说七个字：“尊重家属意见。”随即批示：灵柩改赴碧云寺万花山，与王明华合葬，旁置一穴，留给福芝芳。短短数小时，一个国葬程式出现了罕见的转折。
梅兰芳为何执意回到那片山坡？答案得追溯到32年前。1929年仲夏，天津静园的一间病房里，肺结核晚期的王明华轻声对福芝芳说：“照顾好他，也照顾好你自己。”没有悲泣，只有交托。三个月后，送葬的马车从津门一路颠簸到香山，福芝芳陪在侧旁，一声不吭。梅兰芳扶棺而立，眼里却写满了歉疚。
回到更早。1910年，16岁的梅兰芳正值“倒仓”时代，嗓子沙哑，他干脆在家练身段。也是那一年，梅雨田替他定下亲事——娶比他大两岁的王明华。王家出武生，明华性格干练，账房、伙食、乐师排班，她三下五除二理得清清楚楚。梅兰芳常对同辈说：“我只管唱，她把台下都打点了。”
1919年秋，梅兰芳赴日演《嫦娥奔月》，王明华随行。那趟船上，她没闲着：一边给丈夫改戏单，一边琢磨日本观众的口味。首场演出一票难求，日媒以整版头条刊出“东方美神”，梅兰芳名动东瀛，背后却是一双勤劳的手。
可命运并不温柔。1920到1923年，一场麻疹夺走了梅家的大永和五十，王明华失声痛哭，却很快镇定下来。为了不让丈夫分神，她瞒着众人做了绝育手术。那是典型梨园思维——香火得延续。于是，她主动劝丈夫再娶。
1921年，福芝芳进门。福家两条要求：名分平等，母亲同住。梅兰芳点头答应。当晚洞房花烛，他先去了王明华房间，坐了半刻才起身。王明华轻推他：“别让新人久等。”这一推，也推开了后来十八年的姐妹情。
第二年，大宝降生。福芝芳把孩子抱到王明华屋里，笑道：“姐姐先抱抱。”王明华给婴儿戴上自己缝的小帽子，又让奶妈抱回去，说：“我身子弱，孩子得你多上心。”一句话，把嫡庶之间可能出现的隔阂化于无形。
梅府的“三人行”并不风平浪静。1932年，日机轰炸上海，福芝芳抱着3岁的葆玖冲进地下室，王明华的灵位被紧急移入木箱。梅兰芳决定南下香港，他刮掉脸上的粉，留起胡子，“不唱给侵略者看”。福芝芳全力配合，每封邀请演出的日方电报都被她挡了回去，这才有了后来国人津津乐道的“蓄须明志”。
1949年9月，北京迎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梅兰芳作为戏剧界代表入住西苑饭店。主席台上，他那一把银须格外显眼。开国大典当天，毛主席、周总理握住这位艺术家的手：“好好唱，国家需要。”台下的福芝芳欣慰地笑了，她知道，自己和早逝的王明华都没看错人。
五十年代中期，梅兰芳事业第二春。《穆桂英挂帅》《生死恨》等新编剧目连演爆满。忙完演出，他时常拉着夫人去万花山。1958年深秋，满山枫叶红透，他忽然对福芝芳说：“我走后，也住这里，好不好？”福芝芳顺口答：“那还不被八宝山请走？”梅兰芳却摇头：“进八宝山，你怎么办？”短短两句，像是预言，也像是承诺。
1961年，梅兰芳心梗猝发。治丧小组决定以国葬规格安葬八宝山。福芝芳翻出丈夫生前写在剧本边角的一行小字：“魂归万花山，与明华为邻。”于是有了开头那幕插曲。最终三口并穴：左为王明华，中为梅兰芳，右留空。
1980年秋分前夜，万花山又添一口棺椁，福芝芳归来。葬礼极简，梅葆玖掬一捧香山土放入母亲棺中。有人感慨：“两女共侍一夫，竟能同眠同穴。”懂行的梨园前辈摇头：这不只是一段感情，更是一部家国与舞台交织的史册。
梅兰芳的艺术被后人称作“幽、雅、圆、丽”，而他的家庭故事，则像一段抑扬顿挫的西皮慢板。三个名字，写在同一块墓碑，旁边是低垂的丁香。风吹过，枝叶交错，很难区分先后，正如那段并肩而行的岁月——彼此成就，也彼此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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