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十二月，莫斯科的雪夜分外冷。任弼时在昏黄灯光下翻检档案，忽然发现一份蒙尘的卷宗——“陈郁，广东人，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抬头对身边秘书低声说：“这个同志怎么还留在厂里？必须设法让他回国。”一句轻声询问，为一位沉埋六年的老党员重新点亮归途。
陈郁此时正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车间。日夜轰鸣的机器旁，他被工友们唤作“彼得”。下放劳动的每一天，他都在琢磨：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曾经的海员、工运领袖，竟要靠敲击钢锤来证明自己的赤诚。困顿，却没磨平他的锐气。六年间，他学会俄语，掌握机械制图，成了班组里的技术骨干。
回想更早一点，1901年4月，他出生在深圳盐田一户海员工人家。父亲早逝，母亲以洗衣为生。11岁飘洋过海到香港打杂，再一路学修车、学开船，1921年闯上英国轮船“亚洲皇后号”。不久，他加入香港海员工会，旋即投身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却已是码头口口相传的“硬骨头”。
1925年“五卅惨案”后，南方港口怒火四起。陈郁奔走在甲板与街巷之间，组织海员罢工，秘密运送宣传品。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他率工人赤卫队攻占公安局，救出百余同志。起义失利，他转战香港、越南，辗转求生。斗争的风雨让他愈发沉稳，也埋下后来被误解的伏笔。
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因为直言批评“左”倾，被戴上“宗派”帽子。组织决定送他赴苏联学习，谁知命运急转直下——警告处分、下放工厂、党籍失联，一拖就是六年。直到任弼时、周恩来出面，多方交涉，他才在1940年初终于踏上回国列车。
回到延安不足半年，陈郁立即被派往东北。日本刚投降，那里铁路炸断、煤井灌水、设备散失，需要有人“从零起步”。他带着几十名工程技术人员进山下井，手里只有一张简陋蓝图和几把锈工具。一个月修通第一条井巷，三年内恢复煤炭年产三千万吨。辽西、阜新、抚顺，井口冒出的黑烟成了前线的“粮草”。
东北解放后，中央决定成立燃料工业部。1949年十一月，48岁的陈郁被任命为首任部长。那时全国煤炭年产量勉强1400万吨，电力装机不足200万千瓦，石油更是靠进口。陈郁抓住两件事：一是组织基建突击队深挖老矿、勘探新矿；二是办学。他在燃料部里拍板，“高炉可以晚修，学校不能晚开”。北京矿业学院1951年挂牌，他兼任首任院长，自嘲“白天抓煤，晚上教书”。那几年，原苏联专家常说“中国缺设备”，他却回答：“设备可以买，人才买不到。”
1957年，全国出现“节约经费”呼声。有人提议砍掉技术教育开支。会上，平日言语和缓的陈郁突然放下茶杯：“削教育，就是断后路！”一句话，砸得会场鸦雀无声。最终，燃料部保住了全部办学经费，还逆势追加仪器进口额度。
正当煤炭系统步入正轨，1958年8月，中央发出调令：陈郁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消息传出，不少矿工拍着膝盖直呼可惜。临行前夜，他受邀到西花厅。周总理坦率道：“煤炭部离不开你，可广东同志指名点你，毛主席也同意了。”陈郁握住总理的手：“听从调遣，广东缺什么，我就干什么。”
广东当时的底子并不厚。轻工业虽多，却分散；重工业几乎是空白。沿海与港澳毗邻，既便利又敏感。陈郁抵穗后，先跑工厂，再跑码头，再钻农村竹林，晚上把现场笔记铺满一桌。广州秋交会原定三年一届，他拍板“一年两届”，形成常态机制。出口额当年就翻番，纺织机、罐头、瓷器漂洋过海，为国家换回亟需的外汇和机器。
1963年4月，华南干旱。香港淡水驳船驶不进河口，全城日供水不足四小时，社会秩序告急。商会代表写信求援：“望祖国解渴。”陈郁当晚拨通北京，提出东江—深圳供水方案：在流域修水库，引渠人工河，利用落差自然送水。中央批准后，广东省动员一万工人开山凿渠。陈郁年已六十二岁，常站在脚手架上比划：“坡度不能差一厘米，不然水到不了深圳。”工程十一个月完工，第一股淡水冲进大亚湾。香港报纸头版写下醒目四字——“源远流长”。
进入七十年代，华南外海探出第一口自喷油井。调研报告放在他床头，病房里灯常亮到深夜。1974年3月21日，他在广州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前一个月，他还登船察看珠江口的平台选址。护士曾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石油上岸，广东才有底气。”
陈郁的一生，如同一部工人出身的革命者自强录：海员、赤卫队指挥、拖拉机厂工人、部长、省长，层层角色，却只有一条主线——“只要人民需要，岗位在哪儿，根就扎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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