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的一天深夜，北京西单的戏剧院后台比舞台还热闹。帷幕刚合，演员们揉着嗓子准备卸妆，周恩来忽然推门而入，带着一身夜风。接待员愣住：“总理，怎么又来看《雷雨》？”周恩来没多话，只示意找个十一排的位置，再次审听演员的声线。这一幕，被躲在幕侧的老同事记录了下来，也成为于是之艺术生涯里一次刻骨铭心的提醒。
几小时后，于是之被导演叫到后台小屋。周恩来耐心地说：“舞台靠声音立身，观众要听得到。”一句话不到二十个字，却让他后背冒汗。听完建议，他默默把台本收进手提包，回家后对着镜子練嗓到凌晨。没有谁要求他如此自责，只是骨子里的那股韧劲——那和十年前排《龙须沟》时一样倔。
时间拨回1948年初春。北平城仍在寒风里，于是之推开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大门，几乎两袖清风。一张报名表、一支铅笔，他签下名字，把十五岁在仓库搬货留下的老茧按在红印台上。旁边有人私语：“这小子像书生，可上台能撑得住吗？”没人知道，他早在北平青年戏剧社练了六年台词，能把契诃夫的长段背得滚瓜烂熟。
北平解放后，他被编进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厅简陋，木地板松动，踩上去咯吱作响。可一到排练，《雷雨》《日出》里的人物就从纸上活过来，他的嗓音从低沉到高昂，像老式收音机精准调频。1951年春天，曹禺还没来得及为他写评语，他又接过一个新本子——赵树理改编的《龙须沟》。程疯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汉子，成了他的考场。
为了体现疯子腰背佝偻、面色焦黄的落魄，他把额前的头发剃掉一圈，抹点炉灰在脸上。演出前三天，他冲到照相馆拍照，想揣摩角色。底片显影时出了小故障，照片边缘糊成影子，反倒让他的额头更阔、颧骨更挺。拿着照片的小助理不经意惊呼：“和主席真像！”这句无心之语，让他的命运拐了个弯。
几乎同时，中央实验歌剧院筹备大型歌剧《长征》。导演李伯钊缺的正是“毛泽东”。她翻遍演员册子都不满意。推荐条从人艺飘来：程疯子的扮演者，可否一试？李伯钊半信半疑，直到那张模糊的照片摆到面前，她一句“就是他”便定了角色。那天是1951年5月12日，离首演只剩两个多月。
为演一个台词只有十几个字的主席，于是之做了堪比毕业论文的案头工作。书店还买不到的《毛泽东选集》初印本，李伯钊托人从东北送来。几百页电文、手迹、照片铺满排练厅地板，他一一比对，琢磨挥手时虎口该露多少，坐姿该如何放松。为了抓住语气，他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反复模仿新闻里的主席声调，一丝鼻音都不放过。
人艺没有多余经费买行头。他索性把舞台道具室里几件旧军装拆了重新缝补，用开水反复煮褪色，力求与1935年遵义会议的影像一致。外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也较真：皮带老化开裂，他用松香和牛油擦了三遍，非得让那股旧皮革味挥之不去。有人问他：“就几分钟的戏，至于这么折腾？”他笑笑：“像就得像到底。”
7月下旬，第一次联排。台下稀稀拉拉坐着的，竟是聂荣臻、刘亚楼、胡乔木几位重量级人物。五分钟戏刚过半，胡乔木摆手打断，直言神态僵硬。于是之愣住。刘亚楼抬眼说：“毛主席带兵不紧张，演员怎么这么紧张？”提醒刚落，排练厅里一阵宁静。那晚，于是之失眠，第二天清晨四点又回大厅，把镜子搬到灯下，重新练习眼神的缓慢移动。
1951年8月1日，建军节。北京天鹅绒一般的夜幕还没降临，东单工人体育馆外已排起长队。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分坐在第四排。灯暗，“东方红”前奏响起，“毛泽东”背手出场。掌声从第一秒一直涌到最后一排，像海浪打岸。当晚散场，观众守在后台长廊，等着向演员道一声“辛苦”。那是于是之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名声可以在短短几分钟里陡然升起。
演出后，剧照送进中南海。送片人絮絮讲解：“这是演程疯子的年轻演员。”毛泽东看了眼照片，哈哈一笑：“干革命就是疯子嘛！”一句调侃，成了坊间津津乐道的佳话。其实毛泽东早看过他的《龙须沟》，只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特型演员”，难免异样。
高光之后，考验随之而来。1952年到1955年，人艺连演《茶馆》《王昭君》等新戏，排期紧，演员常常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有人累倒上医院，于是之却保持着小学徒时期的习惯——随身带一把小木尺。排练时，木尺轻触地板，一厘米一厘米丈量走位，遇到灯光遮挡，立即换角度。细致得像数学家做坐标，可在台上看却浑然天成。
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被抽调到地方巡演。缺电、缺布景成常态。一次在河南农村演《李有才板话》，夜里刮大风，舞台背景板塌了一排，工作人员愣神，他却不慌不忙把断掉的木杆当拐杖，顺势加入表演，让观众以为那本是设计好的。台下掌声雷动，乡亲们嚷嚷：“这才是咱自己人。”那场戏被戏称为“风中即兴版”，也让新派写实表演多了个教材。
1961年的春天，于是之迎来《雷雨》第六十场。仓促的调度、剧场老化的声学环境，加上他多日感冒，台词出现了含糊。周恩来连看三场，终于在那夜提出意见。第二天，于是之跑到地安门外药店买来枇杷膏护嗓，又跟着录音机练吐字。舞台没有照顾，只能靠自己硬撑。
1964年，全国戏剧观摩演出在首都举行，《雷雨》作为开幕剧再度亮相。于是之一句“你不要再说了”清晰穿透全场，摘得优秀演员奖。有意思的是，给他颁奖的正是当年在后台提醒他的周恩来。多年后有人调侃此事，他笑答：“总理耳朵挑剔，挑剔才让人进步。”话虽轻，却道尽舞台纪律。
1976年以前，于是之仍旧是人艺勤勉的“钉子户”。那时八角楼里传阅的剧本，他总爱做红蓝两色批注——红笔改节奏，蓝笔记神态。导师们笑他像考古学家，他便举起双手作投降状，“没办法，老病根，犯强迫症了。”
进入八十年代，新一代特型演员层出不穷，影视作品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愈发成熟。有人问：当年只演过几分钟，您会不会遗憾？于是之摆摆手：“舞台是无止境的，角色留不住，但体验留得住。”这一句随意的回答并没被媒体大肆报道，却在青年演员中口口相传。
翻阅旧档案，可以发现毛泽东有关“疯子”一词的妙语不止一次。1937年延安时，他曾对青年说：“狂热些没错，世界被冷静的人分割够久了。”十四年后，他把同样的幽默掷向于是之。正因为那股“疯劲”，一个普通仓库小工才能一路闯进历史长镜头，成了“银幕上最早的主席”。
如果把1951年的剧照与1935年的历史照片并排，神似只是第一眼的冲击，更深层的契合源于演员自我磨砺。于是之未必天生像毛泽东，但他愿意花大量时间去观察、去抓细节，把模仿升华为共情；也正是这种共情，让观众看到的不再是“某位演员”，而是一个鲜活的领袖形象。这一点，连毛泽东本人也能在照片里察觉到趣味。
舞台帷幕落下，观众散去，后台那盏老旧白炽灯依旧亮着。于是之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脱靴子，鞋底磨到极薄，他翻过来看了看，又继续穿——怕换新鞋影响走路姿态。很多年后，学生问他为何如此坚持，他半开玩笑：“干革命需要疯子，演戏同理，差不多。”
故事就停在这里，不加修饰，再回头看那句“干革命就是疯子嘛”，会发现它并非随口一笑，而是对所有全情投入者的肯定。于是之把它当作座右铭，也把它埋进每一次呼吸之间的台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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