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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全球化之辩证统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安山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涵义广博，“中国”强调中国立场和精神，应为中国服务；“知识体系”指“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的精神产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自主”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即精神自立、方法自觉、目标自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实际而构建的具有民族性、学理性、实践性、包容性和创造性，并容纳中国传统精华与优秀外来文化的知识集合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时代意义。该体系以全球化作为辩证背景，即从全球化进程吸收养分，同时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通过互鉴和对话实现超越，助力民族复兴伟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强调在与全球互动中实现精神自立、方法自觉和目标自为，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桎梏，构建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兼具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持续回应文化主体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并力图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贡献中国智慧。当前，中国面临西方知识体系的消极影响、文明转型的挑战，以及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任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通过学科批判、概念重构与全球对话，实现本土知识与普适价值的辩证统一。（选自《 学术前沿 》2025年第24期，详见）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非洲历史、中非关系、比较民族主义、华侨华人史，主要著作有《非洲现代史》《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等。
天竺葵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基础与关键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韩星
“四部之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构成的有机整体，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成熟形态，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合包容的融通智慧、以道为依归的道德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这一体系以《四库全书》为集大成者，强调学问的会通与整合，成为中华文明独特性的重要载体。
立足于西方文化、以“七科之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两千多年立足于中国文化、以“四部之学”为主体的知识体系，最终形成一套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并在中国教育科研体制中被确定下来。这一转变，虽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与专业化，却也带来深重问题：传统学术的整体性被碎片化，经史子集的内在联系被割裂，学问的终极关怀从“明道”转向价值中立的客观分析。
面对数智时代的挑战，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紧迫任务，应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既要扎根“四部之学”所积淀的有机整体观、人文精神与经世智慧，又要直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融合“七科之学”之长。在文明对话中确立中国学术的独特坐标，形成既能阐释中国道路、中国之理，又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原创性理论。（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
作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儒家人文精神》等。
世界中国学如何真正促进“文明对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沈桂龙
全球文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从全球视野看，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正在松动，全球文明关系也面临新的紧张局势；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世界中国学构建奠定深厚基础。如何以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表达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已经不仅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更关乎跨文化理解能否真正建立，以及文明对话能否持续展开。
世界中国学的兴起是从文明误读走向文明互鉴的时代产物，也是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解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型知识体系。作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其他各类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世界中国学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跨文化表达能力的提升、以文明对话为导向的平台体系与研究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青年人才与全球南方中国学的共同发展，正在形成面向未来的文明对话能力。这一能力依托中国文明的历史深度，同时回应当今世界在理解、交流与合作上的实际需求，使中国经验能够在多元文明语境中获得理解、讨论和进一步延展。展望未来，世界中国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解释中国，更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并在更广阔的文明空间中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彼此信任。随着对话平台不断成熟和知识体系持续深化，世界中国学将在推动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4期，详见）
作者简介
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世界中国学，主要著作有《中国FDI绩效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辩证考察》、《世界中国学导论》（合著）。
广东省惠州市巽寮湾凤池岛。 王初 摄（人民视觉）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宋世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从2013年10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前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到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重要论述，提出了若干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原创性贡献的重大论断。
“枫桥经验”本身是中国原创性本土经验，也是解码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本。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群众工作环境日趋复杂，基层治理也面临一系列新要求和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源头治理消解矛盾、化解风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加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杠杆支点。唯有如此，才能尽快根除基层治理体系的碎片化，走出基层“小马拉大车”的困局。（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0期，详见）
作者简介
宋世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学经典理论、公务员法比较，主要著作有《共治论——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建构之路》《中国公务员法立法之路》等 。
全球治理中的数字外交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刘宏松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的时代，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外交生态，而全球治理又面临议题复杂化跨界、行为体多样化参与诉求高涨、传统治理机制效能赤字凸显、国际话语权博弈加剧等现实困境，双重因素共同推动数字外交这一外交新形态兴起。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外交的兴起逻辑、核心特征、对全球治理的赋能价值及实践挑战，并明确中国在推动数字外交健康发展中的使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外交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社交媒体崛起、大数据与云计算进步、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融合这三次技术浪潮的支撑；另一方面源于全球治理应对复杂挑战的现实需求。其呈现技术驱动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驱动力）、主体多样性（打破政府垄断，非国家行为体可参与）、传播即时互动性（信息实时传播且双向互动）、形式创新性（催生虚拟峰会、VR/AR 外交等新形态）四大特征。在赋能全球治理方面，数字外交能提升治理效率与响应能力，如助力疫情数据共享与疫苗研发；提高国际谈判效率，如人工智能辅助解读文本、预测诉求；创新治理参与机制，为非国家行为体开辟渠道；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理念传播，通过多模态叙事扩大认知。同时，数字外交也面临网络安全威胁、数字鸿沟加剧治理不平等、国际法律制度滞后、透明度增强制约谈判灵活性等挑战。（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详见）
作者简介
刘宏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全球治理、中国外交、欧盟政治与外交，主要著作有《二十国集团、中国倡议与全球治理》、《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欧盟外交政策》（译著）等。
本期编辑 | 常嫦 张尧
音频剪辑 | 孟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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