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 致敬《潜伏》真实版的这些人这些事，纪念天津解放77周年！|傅作义|北平|天津市|天津解放|潜伏(电视剧)|陈长捷

撰文｜印永清

77 年前的今天，38岁的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指挥34万解放军，仅用29小时就突破“大天津堡垒化”的坚固设防，全歼57岁的福建老乡陈长捷所率13万国民党守军。

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宣告解放。

战争决胜的“天津方式”引出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傅作义将军固守北平的信心动摇，第二天授权同意“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协议”。15天后，解放军开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三大战役的最后决战——平津战役取得胜利！

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解放天津

天津解放，自然是34万解放军浴血奋战，解放区人民群众后勤支持的结果，但天津地下党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刘亚楼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

刘亚楼下达天津战役开始命令

作为反证，国民党守军司令陈长捷曾感叹：“天津的碉堡阵地，经长年累月经营，尤其增修隐蔽错综的低碉，工事的设计、运用和部署兵力，掌握十分机密。然而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

此前，解放济南用了8天，解放沈阳用了2天。中央军委曾经给刘亚楼解放天津3天时间，林彪给了48小时，刘亚楼只用了29小时。

刘亚楼对天津战役中地下党作用的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权威性和针对性。不同于其他解放军将领，刘亚楼除了有10年国内战争的锻炼，还有8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和二战欧洲战场大兵团作战的实践。他回国后，在东北战场面对美械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部队作战，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华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得到上下广泛赞誉。天津战役集结了大量炮兵、装甲兵等新兵种，刘亚楼要求新兵种和步兵、工兵等必须高度协同，而协同的前提之一，就是目标方位的精准，而战术精准依赖地下党城防情报的精确。

电视剧《潜伏》剧照。右起：吴敬中、余则成、李涯

10多年前，一部电视剧《潜伏》，让余则成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津地下党的IP，留下至今还令人津津乐道的梗：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但笔者查阅遍相关资料，尽管戴笠重视军统天津站，抗战胜利后曾三次亲自来津处理问题，尽管余则成有重庆“军统电台特支”案张蔚林烈士和在台湾牺牲烈士吴石的影子，但真实的情况是，军统天津站没有地下党打入。天津地下党之所以能够为解放天津提供翔实的情报，是基于严格贯彻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人心向背中有扎根群众的深厚基础，有渗透于天津社会方方面面的规模和获取情报的强大能力。

笔者花了很长时间，才捋出解放战争期间天津地下党及外围组织错综复杂的构成：南系、北系、地方系、渤海系、冀东系、冀察热辽系、北方局太行军区系、河北军区系等。一般而言，地下党员和各系统负责人，流动过程转地不转关系，垂直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高校由后方迁回天津，原属中共中央南方局（后上海分局）领导的地下党，到天津进一步发展的党员和外围组织，简称“南系”。当时《大公报》记者、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当时地下交通站人员，后来成为数学家、南开大学副校长的胡国定，后来成为天津市政府顾问的胡晓槐等都属于“南系”。

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独特贡献的地下党员傅冬菊（右）和丈夫周毅之

原在北方由晋察冀中央分局所领导的地下党和外围组织，简称“北系”。后来担任过天津市市长的聂璧初、担任过市政协副主席的何国模等属于“北系”。

始于原冀中区党委所领导的“地方系”规模最大，在学运、工运、民运多有建树，很多地下党员成为进城后的接管干部。后来担任过天津市、河北省党政领导的于致远、张淮三，送出“城防图”的王文源、麦璇琨团队等，都属于“地方系”。毗邻的各抗日根据地及有关单位，也分别在天津市内发展地下组织。陈长捷的警卫连长王亚川属于河北军区系，笔者大学老师、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属于冀察热辽系，笔者所在广电系统老领导李克简属于太行军区系。

直到1948年11月，为迎接天津解放，中央决定，把原华北各根据地地下党、南系、北系党组织合并，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统一领导，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黎智，委员为李之楠、魏克、沈尔琳、王文化，下设学校、企业、职青三个委员会统筹各方力量。

1949年天津解放时，市内有地下党员1564人，加上近两年撤出市区的地下党员，在团结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做好上层知名人士统战工作、收集提供军事情报、分化瓦解敌人和配合解放军武装进攻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城防图如何汇总而来？

刘亚楼所说的“城防图”，是由多份地下党提供的秘密图纸汇总而成。

1948年7月，“地方系”的天津时政工委书记王文源接到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找到地下党员、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工程员麦璇琨。麦璇琨利用其担任城防第八工段施工总监工的身份，收集到全城城防工事资料，经过实地观测，绘制了《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图纸标有精确的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坡度，交通壕和碉堡位置、形状、出入口、射击孔位置等。地下党员、西北角大众照相馆经理康俊山对图纸作了技术处理，裱在两张农村老年夫妻相片后面，由交通员赵岩穿越封锁线送到解放区。

1948年9月，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将图纸手工复制后交给组织送出。

“北系”的地下党员曾常宁在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刘仁的亲自指挥和部署下，与沙小泉等密切配合，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并通过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策反工作。《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通过亲戚、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书李贻亮，弄到了部队最新部署的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地下党员张治以卖油炸鱼虾小贩的身份，到国民党军的驻地侦察，绘制出天津市内外围地区包括从北站到宜兴埠、民权门、赤土直到东局子飞机场一带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备等情况的详图。“河北军区系”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天津守备及动力配备情况、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名单。这些资料全部送到前线指挥部，对攻城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获取送出天津城防图的团队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1991年，党史工作者陈德仁费尽周折，找到天津解放前夕组织、绘制、拍摄、送出国民党城防工事图的五位地下党人王文源、刘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发现五人中三人竟然是初次见面。

几位“潜伏”地下党员的人生侧影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笔者在众多地下党人中选择几位，展现他们的传奇人生和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以示敬意。

他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

胡国定

1947年，当时负责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筹建的数学家陈省身，赏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胡国定，介绍他到清华读研究生。入学手续均已办妥，但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陈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绍给了他的南开老同学、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

20世纪30年代中期，汉堡。左起吴大任、陈已同、陈省身

陈省身不清楚胡国定的地下党身份，看重的是他的学术才华。

胡国定从小就酷爱数学、物理，中学毕业后于1943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受中共秘密党员的父亲影响，在勤奋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45年正式入党。1946年至1947年，任交通大学学生会党组织负责人。

胡国定20世纪40年代照片

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将交通大学的16名学生运动骨干列入黑名单，准备抓捕。胡国定虽未列入名单，但党组织认为他已引起敌人注意，决定让他转移，到平津开辟地下交通站。

1947年9月，胡国定住进天津南开大学思源堂半地下室右手最后一个单间宿舍，成为南开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吴大任的助教。同时，他又是南系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在胡晓槐、孙大中等地下党员的配合下，至天津解放，交通站悄悄将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时任冯玉祥的秘书、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知名人士楚图南、李何林等400多人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成功率百分之百。

天津解放后，胡国定全力投入挚爱的数学和高等教育生涯，曾到苏联留学，成为我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成就斐然。

1981年，作为数学家的胡国定在南开大学副校长任上，开始联系对他学术生涯和地下党工作有过“双重”支持的陈省身，与时任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省身商议组建“南开数学研究所”，仅为此就通信60多封。他懂得这件事对中国、对南开大学的意义。

为解决南开数学研究所用房、经费等问题，他一趟趟跑教育部，执着地找教育部部长、找各司司长。南开大学原校长候自新说，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当时在教育部都出了名。1985年，南开数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陈省身先生把余生的光与热都投在了这里。

胡国定、陈省身与学生座谈

胡国定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他和陈省身先生一起，为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建立、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如今，胡国定已离世15年，而这所“数学界的黄埔军校”在40年的流光岁月里，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3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5人。在数学强国的征程上，学术影响遍及全球，桃李满天下。

胡晓槐

胡晓槐原名叫胡荫，江苏淮阴人，和胡国定同一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

大学时期的胡晓槐

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中的“民主堡垒”。1947年5月，他作为地下党员，参与组织3000名学生到南京请愿，被列入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嫌疑犯”黑名单，组织上安排他去浦东川沙工作，改名胡晓槐。

1947年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开列的拘捕学生名单，里面胡荫即胡晓槐

1948年7月，他被转移到天津，作为一名秘密交通员，参加胡国定的“南系”地下交通站工作。胡晓槐在胡国定的宿舍里搭了个地铺，党组织安排他在育才中学任教。同来的还有胡国定的女朋友周淑华、胡晓槐的女朋友尢佳珍，她俩是上海交大化学系的同班同学。组织安排她们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夜校教书。尢佳珍的父亲曾经在轮船招商局工作，有时来津人员一时买不到船票，就让她父亲找关系买。

胡国定每次接到上级指示，通知胡晓槐来人的船名、船号和接头暗号，让他去接人。胡晓槐通过两问两答的接头暗号接到来人，但来人的身份，只有胡国定知道，胡晓槐和另一位交通员孙大中不得过问。就这样，数百人经过他们转移到解放区。

自左到右，胡晓槐、尢佳珍、周淑华、胡国定青年时代合影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胡晓槐参与接管国民政府的天津工务局，后来担任过市政工程局局长、市政府顾问，用上海交大时期的专业训练和革命者的激情，深耕天津市政领域。他主持过海河改造、全国第一个环形放射状快速城市交通网络（天津“三环十四射”）、全国第一条国际规范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等重点建设项目。

96岁的胡晓槐2019年接受记者采访

在改革开放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胡晓槐善于通过创新来开展工作。他主动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通过下放权力和深化改革，激发了人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开拓意识，重构队伍，激发效能，在天津中环线、外环线的设计建设中，突破资金、技术等短板，涌现出中专生胡习华设计出中环线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现象。老市长李瑞环在一次城建会议上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晓槐同志总是有办法，他是打开天津城市建设的一把金钥匙。”邓小平同志在天津视察市政建设时曾指出：“改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

王辉

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刚当记者，分口跑天津社会科学院。社科院在“科研立院，服务天津”的方向下，工业经济所、社会学所、历史所等各单位亮点频闪。常跑社科院，认识了当院长的王辉，但不知道他当过地下党，感觉他经历丰富，诙谐幽默、善解人意、深思敏锐，虽然刚由“政界”转到“学界”，但没有官架子。

他后来自述，这个转型开始于1981年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社会学起源于欧洲，20世纪初引入中国，1952年被取消，取消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学科”。在拨乱反正特殊历史时期开办的这个专业班，目的是为全国高校恢复社会学服务。王辉后半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在1978年以后，我由于天津市委改组，从市委办公厅主任的岗位调到市委政研室。”“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对社会学‘也要赶快补课’。学术界很快行动起来”“在费孝通等人的倡导下，得到了教育部和南开大学的支持，1981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了社会学专业班。从全国18所高等院校77届文科中选拔43名学生学习一年，授予社会学和原学科双学位，以应急需。除了正式生以外，还招收14名旁听生。我就是一名旁听生。”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感受到一种知识的诱惑。记得年轻时参加革命，就是源于革命知识的诱惑。”

王辉是这个班岁数最大的，他51岁，班上最小的21岁，实际上是两代人。此外，从官员到学者的开始，还是有一番心潮起伏：

“我在办公厅供职时，乘车下基层，总有负责人接待。记得在70年代中后期，市委常委开会听取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汇报时由我负责联系，杨石先还亲笔给我写过信，而今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蹬着破自行车上学，心里总有点若有所失。后来想想，参加这次学习，得到的是知识，失掉的是官架子，何乐而不为！”

这个班为我国和天津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现了宋林飞、王思斌、孙立平、潘允康（旁听生）、王来华、周雪光、边燕杰等一批一流的社会学家和学科带头人。王辉也成为重建社会学优秀的推动者和传播者。除了学术研究，他在天津首创千户城市居民户卷调查、犯罪问题调查以及老龄问题调查，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肯定，也发挥了咨政作用。

王辉20世纪80年代与费孝通先生合影

笔者是在他离休后才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往事，他这样描述18岁秘密入党时的情景，那是1947年11月9日晚：

“那天晚上，我急速奔向劳润田（王辉一同入党的同班同学）的家。那提神送爽的秋风，仿佛化作了催红呼绿的春风，令人陶醉，沁人心脾。我的心脏跳动，血液循环似乎骤然加速了，啊!我不再只是个中学生了，我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国家出一份力了。”

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员石在专程来天津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他看了王辉他们写的入党材料，用火柴点燃烧掉后郑重代表党组织宣布批准他们入党。石在而后的一番话，王辉记了一辈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敌人要像一头狮子，‘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要像一头老黄牛，‘俯首甘为孺子牛’；对工作要像一头骆驼，有韧性，因为任重而道远。”

王辉曾任天津市第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晚年的他，借助社会学进行老年问题的研究和传播，在报纸、广播开设专栏，又成为老年人的知心朋友。他笔耕不辍，《王老汉随谈》《王老汉随笔》在老年人中一书难求，还在85岁时当选“全国老有所为楷模”。2017年10月15日，他悄然离世，遗嘱要求，后事除了家人，谁也不告诉。

沙小泉

沙小泉已经99岁，依然健在。近四十年前，笔者当记者跑两会时，认识了时任科委副主任、市政协委员的她。她自己和别人都没提起她辉煌的地下党经历。

年轻时的沙小泉

1946年秋天，19岁的她，由北京大学转入南开大学，领导天津“北系”地下党组织。很多人难以想象，这位身材瘦高，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性，竟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地下党员从最初的8个人发展到了130多人，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发展了240多人，在天津书写了一篇又一篇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

1945年8月1日，距离来天津一年多前，地下党员王文化告诉沙小泉，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批准她入党了。同时，为了保密，王文化要沙小泉取一个化名。沙小泉的原名叫刘芳庭，取化名“沙小泉”，寓意“沙漠中的一涌小小泉水，永远造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