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台湾地区立法院弹劾赖清德的公听会上，国民党立法院书记罗智强质问：“这样的总统跟最近被南韩起诉求刑死刑的尹锡悦的行为差距在哪里？”
现场一度陷入短暂静默。
将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与一位正因滥权、干预司法、涉嫌腐败而被韩国检方求处极刑的前总统相提并论，这记重锤打向对权力边界的深度追问。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案件如今已进入司法程序，成为韩国历史上又一位在任期后被起诉的总统。
检方指控他利用总统职权干预司法，操控舆论，甚至通过特定企业渠道收受巨额政治献金。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在于，将国家的权力工具私有化，为个人政治利益服务。
韩国检方罕见地提出死刑建议，是对其行为严重性的评价。
虽然最终结果尚需法院裁定，但整个过程释放出的信号极为明确：民主制度下，权力不是护身符，更不是通行证。
而台湾地区目前面临的局面，某种程度上也正在重演类似逻辑。
赖清德当局推行的所谓“三不政策”——不副署、不公布、不执行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直接跳脱了现有制度框架。
根据台湾地区现行规定，行政机构在立法复议失败后，有义务依法副署并执行立法机关的决议，这是基本的制度运行逻辑。
然而，赖清德政府却公开表示，凡不符合“政治制度、防务安全、财政纪律”这三项标准的法律，将不予副署。
但这三项标准并未被明文列入法律定义，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解释，实际上是赋予自己凌驾法律之上的权力。
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这种公开否定，意味着制度制衡的根基正在动摇。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赖清德上任以来，行政机关对多项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采取了拒绝执行的态度，涵盖财政、年金改革等多个领域，逐渐形成一个“选择性执行法律”的行政惯例。
这种趋势一旦固化，整个政治体制的平衡就将遭到破坏。
弹劾程序的启动发生在2025年12月26日，由立法机构以60票赞成、51票反对的微弱多数通过。
虽然最终是否能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仍待观察，但程序本身已具高度象征意义。
接下来的时间表也已排定，从1月中旬的公听会到5月的最终投票，整个过程如同一次制度的“压力测试”。
它不仅是对赖清德个人的政治检验，更是对当前制度韧性的全面检视。
值得强调的是，赖清德政府在面对民生议题时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
以TPASS交通补贴和生育津贴为例，由于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成，这些项目面临停摆风险。
按现行《预算法》，行政机关可以主动提出“动支申请”，以确保民生项目不中断。然而赖清德政府不仅迟迟未提，反而将责任推给立法机构，试图借此打击在野党。
这种将民生当作政治工具的操作，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政治计算：通过制造困境，将舆论引导至对立法机构的不满，从而掩盖行政权自身的不作为。
罗智强的质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他并未仅仅停留于个人攻击，将整个问题上升至制度层面。
将赖清德与尹锡悦进行类比，实质上是在提醒社会：当一个领导人开始以“效率”“稳定”为由否定制衡机制，他与那些最终走向政治灾难的前任们，其实已走在同一条路上。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傅崐萁将赖清德比作袁世凯与曹锟，虽然说法激烈，但亦指出一个警讯——权力一旦任性，必然破坏制度的稳定性。
弹劾程序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能将赖清德拉下台。
即便最终因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其过程本身已是一次政治教育。
它告诉执政者：民意不是一次选举就可终身挟持的授权，法律不是任意解释的橡皮泥，权力必须在机制中运行，而非在个人意志下主导。
中国大陆在观察这一事件时，始终秉持清晰立场。我们尊重各地制度差异，但也坚持认为，权力必须有边界，制度必须有底线。
大陆从不回避对制度运行的检视，正因为我们深知，稳定的制度才是国家发展的保障。
而对外部政治乱象的观察，也提醒我们应倍加珍惜自身制度的优势与理性。
回到最初的问题：赖清德与尹锡悦，差在哪里？
或许在形式上，一个尚未被起诉，一个尚未被定罪。
但在权力违背制度约束的路径上，两者的距离并不遥远。
真正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是否承担法律后果，而在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制度力量，及时按下“暂停键”。
罗智强的质问，是一次直击制度核心的提醒。
它不仅关乎台湾地区的政治未来，也为全球观察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案例：当权力开始不再受限时，真正受伤的永远是普通民众的信任与生活。
参考来源：
罗智强批赖台版尹锡悦 蓝白将提民生解套案——2026-01-14 10:34:30中评网
韩国检方要求判处前总统尹锡悦死刑——202601/1322:13:51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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