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袋子里我放了点钱，你到了该用就用，别委屈自己。”送她离开时，我压低声音嘱咐。
十年婚姻，她第一次踏上归乡路，我瞒着她塞进五万积蓄，只想让她在久别的家人面前能宽裕些。
可当她疲惫归来，那个鼓囊的编织袋沉重得反常——直到我打开它，才发现她带回的远远不是故乡特产……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河口口岸的市集收摊收得晚了些。
七月的边境，天气闷得人喘不过气。我推着那辆装货用的三轮车往出租屋走，路过市集西头那排废弃货摊时，听见里面有窸窸窣窣的动静。
我停下脚步，握紧了三轮车把手。
货摊后面蜷着个人。
是个女人，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浑身湿透，头发黏在脸上。她身上那件碎花衬衣已经看不出原色，裤子沾满了泥浆。最让我心头一紧的是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动物，死死盯着我，手里攥着半块碎砖。
我们僵持了几秒钟。
她嘴唇发紫，整个人在发抖。我看了看天，远处雷声滚过来，今晚肯定有暴雨。
“你……”我开口，声音有点干，“需要帮忙吗？”
她没说话，只是把砖头攥得更紧。
我叹了口气，把三轮车停在一边，从车斗里翻出件旧工装外套——那是我平时盖货用的，不算干净，但至少是干的。
“穿上吧，要下雨了。”我把外套递过去，保持着距离。
她盯着那件外套，又盯着我，眼神里的警惕慢慢松了一点。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伸出手，接过外套披在身上。
“能走吗？”我问。
她试了试，站到一半又跌坐回去。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扶她。她身体僵了僵，但没有推开我。我扶着她坐到三轮车车斗里，她轻得吓人。
“住哪儿？”我推起车问。
她沉默。
“亲戚朋友在这边吗？”
还是沉默。
我推着车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走，雷声越来越近。经过出租屋楼下时，我看了看车里那个蜷缩成一团的身影，又看了看天。
“先跟我上去吧，”我说，“雨要来了。”
那是我在口岸附近租的一间屋，三十来平，做仓库也住人。屋里堆着些没卖完的百货——毛巾、肥皂、塑料盆，角落里一张木板床，墙上贴着褪色的批发市场日历。
我扶她坐在唯一那把椅子上，倒了杯热水。她捧着杯子，手指关节捏得发白。
“从那边过来的？”我轻声问，朝南边抬了抬下巴。
她终于点了点头，动作很轻。
我没再多问。去公共浴室打了盆热水，拿了条新毛巾给她。“擦擦吧，我出去抽根烟。”
我在楼道里抽完两支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才敲门进去。她已经擦过了脸，头发也简单梳理过，露出清瘦的脸。人看起来精神了点，但眼睛里那层戒备还在。
“饿了吧？”我从纸箱里翻出两包方便面，“只有这个。”
煮面的时候，她一直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我把面端给她，她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声音沙哑得厉害。
那晚她睡在木板床上，我打了地铺。半夜我被雷声惊醒，看见她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发呆。边境的夜很黑，只有远处口岸的灯光还亮着。
“睡不着？”我问。
她回过头，黑暗中看不清表情。
“我叫王强，”我说，“在口岸市集摆摊，卖点日用品。”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我听见很轻的声音：“阮梅。”
那是她第一次告诉我名字。
阮梅在我那儿住下了。
起初说好只住几天，等她联系上亲戚就走。但她没有亲戚可联系——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告诉我，她老家在越南老街那边的乡下，父母早就不在了，有个哥哥但早就断了联系。
我帮她弄了个临时身份。在边境待久了，总认识些能帮忙的人。老赵——我在市集隔壁摊位的摊主，他小舅子在派出所做协警，我请老赵喝了顿酒，塞了条烟，一个月后阮梅有了一张暂住证。
有了证件，她开始帮我打理摊子。我卖日用百货，她负责整理货品、招呼客人。她话不多，但手脚利索，账算得清楚。市集里的人都以为她是我从老家带来的媳妇，我也没多解释。
我们住在那个三十平的屋子里，中间拉了道布帘。她爱干净，把堆满货物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晚上收摊回来，总有一口热饭吃——有时是简单的炒饭，有时是煮面条，比起我以前天天吃盒饭的日子，好了太多。
有天晚上下大雨，我进货回来晚了，浑身湿透。推开屋门，看见她坐在小桌子前等我，桌上盖着两个碗。
“怎么还没吃？”我问。
“等你一起。”她说，起身给我拿了条干毛巾。
那晚吃的是青菜肉丝面，热乎乎的汤下肚，冻僵的身子才缓过来。我吃着面，抬头看她低头挑面条的侧脸，灯光照在她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阮梅。”我忽然开口。
她抬起头。
“咱们这样过日子，你觉得行吗？”我问得直白。
她愣了下，低下头继续挑面条，但耳朵有点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嗯”了一声。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了。没办酒席，就去民政局领了证，请老赵几个摊主吃了顿饭。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靠近点，我搂住她的肩膀，她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结婚第二年，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王磊，小名磊磊。阮梅抱着孩子的时候，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柔软。她给磊磊缝小衣服，唱越南的摇篮曲——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调子很温柔。
但我知道她心里有事。很多个晚上，我睡到一半醒来，看见她坐在窗前，望着南边的方向发呆。我问过她想不想回去看看，她总是摇头，说不想。
直到今年三月，那个改变一切的晚上。
电话是晚上九点多打来的。
我当时在理货，阮梅在哄磊磊睡觉。手机响起来，她看了一眼号码，脸色瞬间变了。
电话说了不到三分钟。挂断后，她握着手机，整个人在发抖。
“怎么了？”我放下手里的货。
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
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冰凉。
“我嫂子……”她终于挤出声音，“病重，可能……可能不行了。”
她的手指掐进我手心，掐得生疼。我知道，那个她十年没回去的家，那个她很少提起的地方，此刻正把她往回拽。
“想回去吗？”我问。
她抬起头，眼睛通红，里面全是挣扎。最后，她点了点头，很轻，但很坚决。
我开始打听门路。在边境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总有些渠道。老赵给我介绍了个中间人，姓吴，据说有办法安排人来回。
我和老吴在茶馆见了面。他五十来岁，精瘦，眼睛很活。
“现在过去？”他嘬了口茶，“难。”
“价钱好说。”我把一个信封推过去。
他捏了捏厚度，表情松动了一点。“风险大，万一被查到，两边都不好交代。”
“所以找你老哥。”我又推过去一个信封。
老吴最终答应了，开价五万，包来回。这个数目不小——我这两年摆摊的积蓄，一大半都在里面。
回家跟阮梅说，她沉默了很久。“太贵了，”她说，“不去了。”
“钱可以再挣。”我说。
她摇摇头，起身去收拾碗筷。但我看见她转身时擦眼睛的动作。
从那天起，阮梅更省了。以前一周买一次肉，现在半个月一次。买回来的肉她总要炼油，说这样油渣可以炒菜，油可以存着慢慢吃。磊磊的旧衣服她改小了继续穿，自己的衣服补了又补。
我知道她在攒钱。每晚等磊磊睡了，她就在台灯下记账，一张纸上写满了要买的东西：
“给哥带两条烟，要好一点的。给嫂子买件外套，要厚的。侄子该上中学了，给买个书包。侄女喜欢发卡，多买几个花样……”
写写停停，有时候写着写着，眼泪就滴在纸上。
我看着心疼。有天晚上等她睡了，我翻开她记账的本子，最后那页用很小的字写着：“如果……如果嫂子真的走了，我想多留点钱给哥。”
我心里堵得难受。
第二天我去银行取了五万块钱，全是新钞，用油纸包了好几层。这笔钱是我准备下半年租个正规店面的，但现在顾不上了。
阮梅出发前三天开始收拾行李。她不用行李箱，找了个旧的编织袋——那种红蓝条纹的，很常见。
“用这个不起眼，”她说，“混在货里方便。”
袋子里装着她精挑细选的东西：给哥哥的香烟和茶叶，给嫂子的外套和止痛膏药，给侄子的书包和文具，给侄女的发卡和头绳。每样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
在所有这些的下面，她放了几件自己的旧衣服，洗得发白，领口都磨毛了。
她收拾的时候，磊磊跑过来问：“妈妈，你要去哪儿？”
阮梅蹲下抱住儿子：“妈妈回外婆家一趟。”
“外婆家远吗？”
“远。”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她亲了亲磊磊的脸，“回来给磊磊带糖。”
磊磊开心地跑开了。阮梅看着儿子背影，眼睛又红了。
我趁着她哄磊磊午睡的工夫，悄悄把那个油纸包塞进了编织袋最底层。上面重新盖好旧衣服，把袋子恢复原样。
做完这些，我坐在昏暗的屋里点了支烟。想象着她到那边打开袋子发现钱的样子——可能会生气吧，怪我乱花钱。但至少，能在家人面前稍微宽裕一点。
出发那天是阴天。
我借了老赵的面包车，送阮梅去约定的地点。磊磊坐在后座，一路上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妈妈，外婆家什么样？”“有山吗？”“有小河吗？”
阮梅耐心地回答着，声音温柔。但我听得出里面的颤抖。
车子开到口岸下游一段偏僻的河边。这里没有检查站，只有茂密的芭蕉林和杂草。老吴已经等在那里，蹲在路边抽烟。
“东西带齐了？”老吴站起来，拍拍裤子。
阮梅点点头，把编织袋递过去。老吴接过掂了掂，眉头皱了下：“有点沉，路上小心。”
“老吴，多照顾。”我递了包烟过去。
“放心。”他把烟揣进兜里，“傍晚能到，住一晚，明天下午往回走。大后天这个时候，还在这儿接。”
阮梅蹲下身抱住磊磊。抱得很紧，很久。
“在家听爸爸话，”她声音哽咽，“妈妈很快就回来。”
“拉钩。”磊磊伸出小指。
阮梅和儿子拉钩，眼泪终于掉下来。她站起来看我，眼睛里全是说不出的情绪。
我抱住她，在她耳边说：“袋子里我放了点钱，你到了该用就用，别委屈自己。”
她身体一僵，想说什么，但老吴已经在催了。
最后她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我很多年后都记得——像要把我们刻进眼睛里。然后她转身，跟着老吴走进芭蕉林。
磊磊突然大哭起来：“妈妈！妈妈！”
阮梅回过头，挥了挥手，然后消失在树丛后面。
我抱着哭闹的儿子站在河边，站了很久。河对岸就是越南，山峦在雾气里若隐若现。我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第一天就乱了套。
早上给磊磊穿衣服，把裤子前后穿反了。煮粥熬糊了底，煎蛋碎了满锅。送磊磊去幼儿园迟到二十分钟，老师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无奈。
去市集开摊，货摆得乱七八糟。老赵过来瞅了一眼：“王强，你这是咋了？魂儿丢了？”
“没事。”我闷头整理。
“阮梅回娘家了？”老赵帮我摆货，“是该回去看看，十年了。”
我点点头，不想多说。
中午吃饭时，看着对面空着的凳子，突然没了胃口。以前阮梅总是等我先吃，自己随便扒拉两口就去招呼客人。我说过她很多次，她总是笑笑说“不饿”。
现在才明白，那是不舍得。
第二天，磊磊开始闹脾气。
“我要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做的饭不好吃。”
我笨手笨脚地尝试做阮梅常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磊磊吃两口就放下筷子，我气得想发火，但看着儿子委屈的小脸，又发不出来。
晚上磊磊不肯睡，非要抱着妈妈枕头。我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哼着不成调的曲子。窗外是边境的夜，偶尔有车灯划过。
第三天，第四天……时间过得特别慢。
我给老吴打过一次电话，他语气含糊：“到了，到了，放心。”再问细节，就不肯说了。
我开始后悔。那五万块钱，在那边不是小数目。万一被人发现，万一引起怀疑……我不敢往下想。
第七天晚上，磊磊发烧了。
我抱着他跑去诊所，值班医生量了体温，38度7。“着凉了，”医生说，“打一针吧。”
磊磊怕打针，哭得撕心裂肺：“妈妈……我要妈妈……”
我按住他挣扎的小身子，看着针扎进去，心里像被揪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阮梅这些年有多不容易——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帮我照看生意，从没听她抱怨过。
打完针回家，磊磊趴在我肩上小声抽泣。我拍着他的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原来这个家没了她，真的不像个家。
第十天，我早早收了摊。
磊磊今天特别乖，好像知道妈妈要回来了。我给他换上干净衣服，自己也换了件像样的衬衫。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约定的河边。太阳很烈，芭蕉叶子晒得发蔫。磊磊蹲在树荫下玩石子，我盯着河对岸，眼睛都不敢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四点半，五点，五点半……
我开始心慌。摸出手机想给老吴打电话，又怕打扰他们。磊磊跑过来拉我衣角：“爸爸，妈妈呢？”
“快了。”我说，声音干涩。
六点十分，芭蕉林里终于有了动静。
先是叶子晃动，接着一个人影钻出来。是阮梅。她背着那个红蓝条纹编织袋，脚步有些不稳。
“妈妈！”磊磊尖叫着冲过去。
阮梅看见我们，明显松了口气。她放下袋子，张开手臂抱住扑过来的儿子。我走过去，仔细看她。
才十天，她瘦了一大圈。脸颊凹陷下去，颧骨凸出来，嘴唇干裂，眼下乌青一片。最让我心惊的是她的眼神——疲惫，空洞，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决绝。
“回来了。”我说，接过她肩上的袋子。
入手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
太重了。
这不可能是几件衣服和土特产该有的重量。沉甸甸的，压手。
“路上顺利吗？”我尽量让声音平静。
“嗯。”她应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厉害，抱起磊磊亲了又亲。
“家里……你嫂子怎么样？”
阮梅身体僵了一下。“走了，”她声音很轻，“没赶上。”
我不知该说什么，拍了拍她的肩。她低下头，额头抵着磊磊的肩膀，很久没抬起来。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沉默。磊磊在她怀里睡着了，她搂着儿子，眼睛望着窗外。我问什么，她都只回答一两个字。
“累了吧？”“嗯。”“路上辛苦吗？”“还好。”
但我注意到，她每隔一会儿就会透过后视镜看后座的编织袋，眼神紧张。
那个袋子就躺在后座上，鼓鼓囊囊的，像个沉默的秘密。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磊磊醒了，缠着阮梅不放。她陪着儿子玩了一会儿积木，神色疲惫但温柔。
“我去烧水，你洗个澡解解乏。”我说。
她点点头，起身去拿换洗衣服。等她进了卫生间，水声响起，我转身看向墙角那个编织袋。
袋子静静立在那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个不祥的征兆。
我蹲下身，手指碰到粗糙的编织袋表面。犹豫了几秒钟，还是解开了扎口的绳子。
一股混合着草药、泥土和潮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最上面是些越南特产：用芭蕉叶包着的粽子、几包干河粉、一小袋咖啡豆、几捆扎好的草药。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下面露出阮梅带去的那些礼物——大部分都空了，只剩下包装。
继续往下翻，是几件新衣服。颜色鲜艳的越南传统奥黛，布料一般，像是集市上买的便宜货。还有两顶斗笠。
袋子已经掏空一大半，但重量几乎没减。我的手有些发抖，伸进袋子底部摸索。
指尖触到的不是柔软的布料，而是硬的、规则的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把袋子整个倒过来，往地上一抖。
“咚”的一声闷响，几个用泡沫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方块掉出来。
每个都有书本大小，用胶带缠了一层又一层。我拿起一个掂了掂，很沉，不像塑料，也不像木头。
除了这些方块，还有一包硬物，用油纸包着，再用塑料袋缠了好几层。我解开塑料袋，打开油纸——
看到里面的东西时，手一抖掉了一地，整个人僵在原地，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到全身，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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